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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松 作品能做社会插图，比进美术馆更重要
时间：2020年07月28日 作者：邓郁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问它》 C-print 280cm×180cm，2020
直白与艳俗
走进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一空间大厅的素描个人照与小厅里《摄影节》中的当代摄影生态，互为呼应；二空间里，最新作品《问它》矗立在中央如一座丰碑，“记录”的却是最代表当下生活的商品品牌，对面则是承载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两侧墙上，觥筹交错的“夜宴”与伤痕累累的“临时病房”，“新女性”的造作浮夸与追寻时尚的“快乐健身”，两两相望。
策展人崔灿灿认为，王庆松的摄影并非停留在记录的功能上，它将疑问、批判和反讽置于那些似是而非的真实场景中。“他拍的是中国意象，其实是把一个孤立的瞬间无限地外延堆叠成了历史。”
《问它》背面，两张并置的“千手观音照”惹来两位学生模样观众的窃窃私语。
《拿来千手观音》拍于1999年，年轻的“观音”端坐在可口可乐桶和一堆彩纸上，“千手”握着美金、光碟、大哥大手机、金元宝和胶卷，指着一瓶国产啤酒；《送往千手观音》摄于20年后，“老观音”握着猪肉棒骨、骷髅架，大哥大换成了智能手机，胶卷变成了数码相机。图中心手里的酒瓶也变了。
“从燕京啤酒到拉菲，质的飞跃呀！”
“这酒瓶是不是真的？”两人打开网购平台，好奇地查找瓶子是不是来自卖仿制高档酒酒瓶的卖家。
实际上，大虾、棒骨都是助理在拍摄前一天去菜市场买的，“特地挑的最大的虾。”拉菲也是真的，还是他出生的年份——好友知道他要拍片后慷慨相赠。
学生观众看了一眼照片拍摄年份，问他的同伴：“1999年——中国加入WTO了吗？”接着说，“一张叫《拿来》，一张叫《送往》，我感觉我很容易明白他想说什么耶。”
《拿来千手观音》 系列之一 C-print 180cm×110cm，1999
《送往牵手观音》 C-print 180cm×130cm，2019
过于直白，庸俗化，是部分观者对王庆松作品的第一印象。而他很早就说过，“千万别想太深，你所理解的就是你所看到的”。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搞艺术，“比起对艺术形式的关注，我更关心的是现实本身，因为它影响了我们，只是我们都无动于衷。”
1993年他刚到北京时，“邓小平南巡”刚过，身边的世界立马变了模样：挂面从5毛钱迅速涨到7毛、9毛、1块1；村子里的农民开始腾腾地盖房，土坯、红砖抹上灰，隔成几个小间，加上几张预制板便能招租；公用电话和小吃店眼见着扎起堆；出租车驾驶室清一色地挂起领袖形象挂饰，革命歌曲被流行包装后由甜腻的女声温柔传送；“土豪”一词未出，意思相同的暴发户已噼里啪啦地自在生长。
他看不太透，只觉得不对劲。那时期画过许多油画，要么是人体缠斗纠打，要么是“被塑料布包裹的人”。到了1994年，一笔也画不出来。和杨卫、刘铮、祁志龙、胡向东几个哥们儿天天聊，聊出了一批被栗宪庭命名为“艳俗艺术”的作品：萝卜白菜花朵的主题，大红大绿的色彩，陶瓷杯、丝绒布上涂抹，或者再加点照片拼贴。
“好俗气”。圈内圈外的看客都这么说。他几乎从不反驳。那时候杂志、挂历走的就是花里胡哨风，他不过是以艳讽艳——也是与当时流行的政治波普的一种区隔。
不多久，小团体解散。对“艳俗”的直接描绘，慢慢显影，到最终扬弃，那是后话。1996年起，王庆松确认了摄影这个在他看来更“有力”的表达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