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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多苓:假如美术是个大江湖,我就在成都把门关上

时间:2021年06月03日 作者: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73岁的画家何多苓近日在上海龙美术馆举办了自己的作品回顾展。他是亲历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巨大社会变革和诸多艺术浪潮的一代人中的一员,却也是与潮流、与时代始终有着距离的艺术家。在他的画笔下,从凉山的草甸,到俄罗斯的森林,再到自家花园里的花花草草,他没有直指社会生活和人间疾苦,而是将自己的感受偷偷地隐藏在画中。

 
 
记者|张星云

 
 
疫情这一年来,何多苓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室里画自家花园的花花草草。
 
那是一处800平方米的院子,坐落在成都南郊的蓝顶艺术区。当年他找了一个学生的园艺师朋友帮忙设计,他觉得日本园林太雕琢,法式园林太规整,人工痕迹重,中式园林又太繁琐,最后选择了英式园林的风格,“看起来荒一些,就像自然生长一样”。他在院子里种了两棵大榆树,还有200多种花草。
 
最初院子是完全开放式的,坐在院子里,可以直接看到院子外的荒野,当然,谁都能进来,工作室因此发生过盗窃。小区管理方给他的院子竖了一圈围墙,他一开始很不开心,后来发现,这面墙也能很好地入画,成为他创作的一个元素,当然这是后话。
 
何多苓有着典型的成都人的性格,缓和,不愿拒绝别人。开放式的花园,谁都可以进来。这些年他有采访就边画边谈,朋友来了就边画边聊天,学生来了就边画边聊一些艺术问题。何多苓说自己70岁之后尽管并没有太多地感受到年龄的限制,但年龄的确带来了紧迫感,他开始生活得越来越简单,看淡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没那么往心里去了,不计较、不纠结,也不愤怒了,能偷懒就偷懒,但唯一没法看淡的是画画。花园里的一棵草也好,一盆花也好,一棵树也好,或者在其间穿梭的朋友或客人也好,他坐在那里写生,将他们一一入画。
 
 
画家何多苓
 
去年疫情暴发后,大年初二,何多苓就去了工作室。这一年来,他很少出门,没有旅游,只在今年年初去澳门和上海分别参加过一次他的展览开幕式,其余时间,他都在自家花园里画画。
 
世界因疫情停滞了,但春天还是照常来了,他家花园里的春天也是。这一年里,他画的画比前几年多了一倍。
 
工作之前,他通常会沿着小径,观察花草们的变化。“4月份花开得很快,我想尽快把它画出来。其实我画画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到这么一幅画,因为每年都画,我还想找到一些新的方法、语言。”
 
近日他在上海龙美术馆举办了自己的作品回顾展,展品涵盖了他从80年代至今的70多件重要作品,不仅有诸多个人代表作品,还有很多疫情期间的新创作。观众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他这一年来绘画主题的变化,往日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逐渐减少了,但背景依然是空旷的草坪和大自然,只不过画中的大自然不再是凉山的草甸或者俄罗斯的密林,而是自家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和花园附近的城郊荒野。展览起名“草·色”,也是将草的意象作为一个线索,供观众们一窥他40多年的创作生涯。

 
凉山
 
 
何多苓的成名作便与草有关。1969年冬天,在四川西南部的大凉山无边无际的群峰之间,作为知青的何多苓,躺在一片枯草地上,仰望星空。这片草地后来被何多苓画进了他的成名作《春风已经苏醒》,多年以后,他才意识到:“就在那无所事事、随波逐流的岁月中,我的生命已经被不知不觉地编织入那一片草地。”
 
1982年,他创作了油画《春风已经苏醒》,画面上枯黄的草色正在返青,一个十来岁的彝族女孩坐在草地上,下意识地把右手食指放在嘴里,眼神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在她的身边,有一头躺卧的牛和一条蹲坐的狗。这幅画是何多苓在四川美院的毕业创作,曾经投稿参加四川省美展,但落选了,因为“领导觉得情调太灰暗”,后被著名美术评论人栗宪庭推荐到《美术》杂志,才出了名。
 
 
何多苓正在创作《春风已经苏醒》
 
 
何多苓后来多次表示,这幅画的直接灵感来源是当年印在《世界美术》杂志上的一幅油画,安德鲁·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画中女孩背对着观众,趴在草地上,对着一处房子,翘首以盼。而《春风已经苏醒》的名字,取自舒伯特的歌曲《暮春》里的第一句歌词。
 
外界对这幅画有着一种普遍的解读:那是中国社会历经“寒冬”之后慢慢复苏的一种进行时态,即将到来的春风,隐藏在画面中那几根变绿了的枯草和小女孩额前那凌乱的刘海儿中。小女孩眼中虽然仍带着迷茫与犹豫,但大地是坚实的,牛和小狗仍旧守护着女孩。
 
有人说,“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初是一个“神”时代的结束和一个“人”时代的开始,社会思潮涌现。对于“文革”苦难的揭露,“伤痕文学”以悲剧的力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后,受其影响,在美术界也出现了以批判和反思为基调的“伤痕美术”。
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意识到,应该把对空洞符号的崇拜转向对普罗大众的关注。清华大学教授、文化研究学者汪民安曾在《中国前卫艺术的兴起》一书中说道:“一旦对革命没有兴趣,一旦革命遭到质疑,乡村,它的自然性、它的宁静、它的泥土色彩、它的美的无害性,自然会涌到画面上来。西方浪漫主义者转向自然,是因为对城市的厌倦,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艺术家转向自然,是因为对革命的厌倦。”
 
“伤痕艺术家”选择写实的手法,摆脱了“文革”时期的风格,色调开始变得冷而灰,饱含了伤感的人道主义,刘宇廉、陈宜明、李斌三人合作的《伤痕》,高小华的《为什么》,罗中立的《父亲》都是代表作,代表艺术家还包括程丛林、周春芽、张晓刚。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当然也被视为那一时期的经典作品。
 
不过,何多苓一直认为,他笔下的春风并非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是“自然的春风”。
 
责任编辑:杨晓艳去阿特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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