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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多苓：假如美术是个大江湖，我就在成都把门关上
时间：2021年06月03日 作者：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何多苓画作：《花前月下》（图片由何多苓艺术家工作室提供）
三联生活周刊：你近年很多作品画的是工作室花园里的花花草草，这些花草与你早年在凉山和美国西部、北部，以及后来在俄罗斯森林里看到的花草有什么区别，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感觉上？
何多苓：花园的魅力在于此消彼长的趋势，不受人的控制。我曾经在花园里种了两棵榆树，不到十年就长得遮天蔽日，我正愁该怎么办，结果有一天被风吹倒了一棵，解决了我的烦恼。它在不停地自然更迭，新的植物又生长出来，变化无穷。我在花园里，随意画一个角度就是一幅画，它是取之不尽的素材。
有的人喜欢把工作室放在纯粹的大自然里，有的人在城中找个小花园，我觉得我的工作室花园正合适，它很符合中国隐士的一种理想，苏东坡等古人都曾有过叙述，说隐居不能远到深山里，而是要近人烟，闹中取静，但又能很轻松地抵达风景，借用那些风景，但又不是真正地占有它。
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俄罗斯的森林，后来我去阿拉斯加，去北极圈以北，都没有再见过那种森林——你站在其中，视力所及之处，森林就像一面墙一样连在一起，一种无边无际的绵延感，就像音乐的旋律一样。我就理解了俄罗斯民歌的旋律那么悠长，它是有道理的，它没有山，就是平原，一层一层的，远处空中是低垂的乌云，这样的自然景色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见过的。所以我画了《俄罗斯森林》系列，我觉得那些俄罗斯文化巨匠与森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不是“伤痕美术”
三联生活周刊：曾看到你写文章说，认为自己被归类到“伤痕美术”不合适，但也不反感这个归类。
何多苓：是的，当时把我归类到“伤痕美术”或者“乡土写实主义”，我觉得肯定不合适，因为我没有想过画“伤痕”，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伤痕”，《春风已经苏醒》是自己在抒情。但我也不反感这个归类，我觉得归类是观众的权利、评论者的权利，大家怎么看这幅画都是对的。
三联生活周刊：整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运动风潮涌动，但你的作品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何多苓：我很喜欢“边缘”这个词，我是主动把自己边缘化了。当一种潮流到来的时候，我会关注它，但绝不加入，因为我觉得画画是自己的事。我坚持一个方法一个体系，哪怕这个方法和体系不是这个时代的方法和体系，那也没关系，我这么多年一直致力于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里找到自己的私有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反过来说，80年代对你意味着什么？
何多苓：80年代很重要，我的成名作是在80年代出现的，也是在80年代我慢慢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此外那还是个人人谈诗的年代，《乌鸦是美丽的》《偷走的孩子》都是我80年代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偷走的孩子》是受叶芝同名诗的影响：“跟我来，人间的孩子！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你不懂。”在“5·12”地震留下的现场，在我看到的废墟上，叶芝的诗句挥之不去。对我来说，它翱翔在废墟之上的黑影比现实的画面更有力，我直接把它转换成我的系列符号。
《乌鸦是美丽的》则是受华莱士·史蒂文斯《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这首诗的影响，“二十座雪山之中，唯一在动的，是黑鸟的眼睛”——如此震撼的画面，我也是直接把它的意象移到我的画面里，雪山换成一个女人，一只乌鸦飞过。我也不知道含义是什么——对于我来说，那即是诗。
诗之于我，不再是文字，而是图像。当我读诗的时候，一幅幅图像展现，挥之不去，于是我努力把诗歌引发的图像记下来。符号有意错位，是非情节化，但那时还不成熟。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除了你之外，还有一批人被归为“伤痕艺术家”，包括罗中立、高小华、程丛林、周春芽、张晓刚等，你们中的很多人一直都是好友，你80年代与艾轩合作创作了《第三代人》，画的就是他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何看这些人的艺术轨迹？
何多苓画作《第三代人》（龙美术馆提供）
何多苓：罗中立一直画比较现实的风格，虽然他后来用了一种表现主义的手法，但实际上他画的是农业生活，这是因为他有所体验，他热爱这些东西，把它们画出来。高小华画一些大的战争场面。张晓刚的变化挺大的，他原来是从神秘主义的角度去画云南的自然风景，和我画凉山的方式很接近，后来他走向了政治波普艺术，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们每个人，只要是以绘画为生命的画家，虽然走的路不一样，但脉络都很清晰。所以我觉得画家的独立地位很重要，我觉得很多画家跟我一样，其实都是被动地被归了类。
我从中间找到自己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很多成都艺术家，后来都去了北京，当初有人叫你去吗？
何多苓：有啊，但我的回答直截了当。我说我这个年龄，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已经定了，去北京也改变不了。我觉得北京是个大江湖，他们想到潮流中去摸爬滚打，但我不愿意，我这个人很懒，并且我不喜欢跟人有过于深的交往，也缺乏在江湖中搏斗的能力，所以我远离江湖。虽然我朋友很多，但都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我们原来都是同学，后来各自走了不同的路，互相不会伤害也不会影响，各做各的事情，然后聚会一下，跟潮流没关系。我并不需要经常征求别人的意见，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可以自给自足，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假如美术是个大江湖，我就在成都把门关上。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成都和其他城市有什么不一样吗？
何多苓：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成都是一个中性的城市、一个中庸的城市，没有特点，又不排外，包容性强，这种气质就很适合我，你不会为很多东西付出精力，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很好处理。我是成都人，生在成都，天气、食物我都适应，城市也不大，就很适合我工作。但我的展览几乎全部在外地，这方面我不能说成都很有文化，它是一种市民文化。比如在成都办个展览，大家通常会说，展览你要没时间可以不来，但饭一定要来吃。成都就是这样，很接地气，我在这里生活最简单。
我的工作室所在的成都三圣花乡蓝顶艺术区，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在一个现在地价非常高昂的地方，当时我选择把工作室搬到那里时，很多人劝我不要去，太冒险，租农民的地盖房子，分分钟就被拆了。结果一直没被拆，一用十多年，现在还在那里修了我自己的美术馆，这把是赌对了。这也就是在成都，要是在北京不可想象，早就不知道被拆了多少遍了。直到现在，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艺术家也付得起那里的房租，这种环境在其他城市没有。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在采访中说过：“很多人觉得艺术家要关注社会生活，表现人间疾苦，而我画的东西仿佛是些风花雪月。但我自己觉得，我要创造一个个人世界，让自己能在其中休息、逃避。我可能比较自私吧，只为自己画画。”
何多苓：对，其实这个创造出来的个人世界对我很重要，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多重要，有了这个世界后我就活得很好。我是一个生活很粗糙的人，而画画对我来说太重要。我白天如果不画画，会觉得晚上没有吃喝的权利。每次画画，我都会进入那个画面，它是宁静的，也可能是孤独的、辽远的。这些画面虽然不是现实，却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我从中间找到自己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