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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表现2023”艺术作品展与学术研讨会在沪成功举办
时间：2023年07月10日 作者：卢秋竹 来源：江南时报
张方白教授
张方白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与研讨会上分别谈到了“中国表现”艺术家精神气质之内涵，及其形式特征。开幕式上，张方白教授谈到，近四十年来，世界发生巨变，文化与艺术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一批最纯粹、最孤独的文人创造了“中国表现”。他们既承袭了古人的文脉，又直面对世界与时代的困惑，既勇敢地融入世界现代主义，又坚守着中国精神和艺术传统。构成了中国艺术的基本形象和脉络，及“中国表现”的核心。在研讨会上，张方白教授则从绘画技艺的角度着重介绍了“中国表现”的典型笔法。相比于西方当代艺术在笔法之文化性的缺失，中国传统笔法蕴含着深厚的美学素养，是中国艺术家创作的重要源泉，亦是对外交流的法宝。中国表现艺术家们笔法各异，均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这是“中国表现”建立的出发点、基石与标准。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全人类艺术发展的指向和标准。在个人化的时代，笔法有着无限的发展可能性，“中国表现”艺术家的个人笔法将成为全球的独特标准，拥有独特的优势和贡献。我们应当坚信中国人能够创造伟大的艺术作品，并激励着这一代人戮力前行。
参展艺术家王易罡认为“中国表现”的概念涵盖了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且具有倾向性，具备形成文化与态势的条件。艺术家们面向时代与历史的个人困惑，故而使作品带有悲天悯人的印象。“中国表现”包括抽象绘画，但需要注意避免其失去精神内涵、文化态度和针对性，避免与当下的生活空间和个人精神态度失去关联，而沦为纯粹的装饰。艺术家必须拥有自我态度、愤怒和感怀，作品才能真正有表现力。他进而认为需要从语境、形成原因和方法论特征等方面探讨“中国表现”，以形成真正的绘画理论基础，为其走向世界奠定共识的基础。此外，他还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将抽象表现主义艺术输出到世界，得益于国家资助和文化支持，由此构建了一种国家文化形象，这值得我们借鉴。
参展艺术家洪凌长期远离闹市，深居黄山作画，他从更加感性的层面谈到，西方表现主义的悲剧性及其内部爆发力启发了中国表现艺术家，将个人遭遇与民族遭遇紧密关联起来。他认为，“中国表现”艺术家应该深刻自省，内心是否已经有了真正的积累与沉淀，艺术表现中的“溢出”究竟是自然的，还是“自己晃出来的”。尽管中国文化强调“满则亏”，但有些东西必须要“溢出”，“中国表现”需要有饱满的激情，但需要适度，以保证其不失自然与本真。
中华文明与当代艺术的“中国表现”
孟建教授
孟建教授长期从事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他以《多维视域中的“中国表现”》为题，分别从文明形态视域、当代艺术视域、跨文化传播视域三个维度对“中国表现”进行了详尽且系统地阐释。在文明形态视域下，孟建教授着重阐述了我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当代艺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他指出，我国已将社会发展与文明形态进行了紧密的结合，并凸显了用“文明引领发展”的发展新阶段。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从经济逻辑拓展到文化逻辑，我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意味着“从文化范式提升到文明形态”的飞跃与“文化觉醒”。“艺术是文明存在的基本方式”，“中国表现”的讨论要站到“艺术与文明”的新高度。艺术与文明，当代艺术与文明，中国表现与文明，将成为我们关注的“时代潮流”和“历史时刻”。在当代艺术视域下，孟建教授从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国表现”的意义，即实现“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当代艺术、建构合理架构、张扬艺术个性、技术推动文明。首先，关于“中国表现”如何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孟建教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特别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中国表现”，不但完全能跻身世界当代艺术的发展，甚至能够实现当代艺术的引领。其次， “中国表现”某种程度上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中的精神寄托，承担起了传承的责任与使命。第三，“中国表现”，要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结合”“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三个层面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艺术构架。第四，必须尊重创作个体，要让“中国表现”艺术家的个性得到进一步张扬。第五，高新科技突飞猛进与当代艺术产生强烈的碰撞和交融，在新文明态势下（如数字文明），“中国表现”要融入崭新的“技术世界”。最后，孟建教授从跨文化传播视域阐述了“中国表现”。他指出，“中国表现”走向世界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博大课题，诸如如何确立“中国表现”国际传播的主体性，如何建构国际传播的整体框架，如何设立国际传播的多元立体管道，如何搭建国际传播的全媒体矩阵，如何与国际组织合作等问题都需要得到高度重视。
刘海粟美术馆馆长鲍薇华
鲍薇华馆长从文明共建的角度围绕“中国表现”进行了发言。她谈到，“中国表现”艺术的缘起，可追溯至20世纪早期，众多留学或者游学海外的艺术家遵循蔡元培先生“择中西之精华而取之”的理念，形成自我的艺术思想和创作风格。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常玉、潘玉良、丰子恺、关良、吴冠中等艺术名家，便是中国美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先驱者、奠基者和开拓者。继承先辈艺术家们在表现艺术上的探索和实践，在德国表现主义、美国表现主义和德国新表现主义影响下的“中国表现”当代艺术群体，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就了表现艺术体系下的不同个体的风格化创造，“中国表现”的群体艺术家建立了一个不同于西方艺术的体系，成为一个具备学术性、系统性的艺术流派。本次“中国表现2023”展览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精神指导下，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而举办的大展。刘海粟先生一生推崇艺术的表现性，本次展览在刘海粟美术馆展出也便具有特殊意义。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青年教师董丽慧则以“中国表现”为例探讨新时代艺术的“启蒙”与“救亡”。她指出，从晚清、民国到21世纪，启蒙与救亡两种历史叙事并行共生，构成中国现当代艺术生态的基本底色。“启蒙”对应再现，完成人民大众的艺术启蒙任务，“表现”则是写实与现实主义的过渡，审美修养从表象升华到参悟本质。“中国表现”在国际场域中兼容了“民族性”和“当代性”，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地域特色与共同价值，“中国表现”对全人类的艺术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表现”的传承与传播
研讨会上，艺术家们多从“中国表现”艺术家的创作精神以及绘画特征进行了思考，且不约而同地就中国艺术的传播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董强教授
北京大学的董强教授从概念创造与传播的角度对“中国表现”进行了思考。他指出，观点创造和艺术创作都应当具备当代性，应当具有共同价值，这要求我们积极投身国际传播实践。艺术讨论中应避免使用过于宽泛的概念，因为概念一旦过于宽泛便无法唤醒被传播对象的感性经验，无法形成共识，传播效果也便有限。譬如“表现”一词包含了文学、音乐、绘画等多个领域的表现方式，而在引入“中国”或“国家”此类概念时，亦可能引起混淆。尽管任何艺术家的特点都无法被限定，但从学理角度看，如何用“中国表现”这一概念恰当地为此种艺术潮流定位，并使其更好地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接受，则是应当继续探索的课题。此外，董强教授还谈到了“表现主义”的溢出性，他认为“溢出性”和“逸性”一样，都强调一种由内向外溢出的动感，都表现出一种向外延伸的趋势。但同时，“表现主义”又并非纯粹放纵，它还具备一种内在控制力，这种控制力展现了一种超越自我的状态，并与某种关系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