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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了！他们在京郊工厂一边干活一边做艺术
时间：2024年01月09日 作者：灿阳 来源：Hi艺术
再次走进歌德学院的“干，活”展览是在一个昏黄的周六傍晚，白日的光逐渐撤退，夜晚的黑还未完全笼罩。
展场内的作品与馆内的德语书籍、唱片机一同被暮色杂糅在一起，看不分明。面前正在放映的，是一段工人与舞者纠缠、共舞的影片；走进一个暗空间，黑色幕布上正在上演一场纯粹的指尖“性爱”；沙发间用废弃的纸箱和轴承制作的棋盘和象棋，也是工人们的作品，在开幕现场，工人们自然地坐下下棋。
傍晚的“干，活——社会敏感性研发部十三年”展览现场，
屏幕中放映的为魏程程作品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2023
摄影：灿阳
武淑清《指尖的性爱》影像 2016
武淑清、王岳峰《棋盘》2021
摄影：李胤君 ©️歌德学院（中国）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2023
这些作品陈列的方式似乎千奇百怪，却又惹人驻足。戴上耳机，听员工们录下的边走边聊，他们唱的歌，唠的家常......
销售支持部门办公室团队 集体行动《边走边聊》2022-进行中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2023
如果没有这场展览，工人和艺术，完全平行的两个世界似乎永远都不会有交集？
恍惚间，目光又落向面前的影片，工人和舞者之间的角力还未结束，反复闪入视野的，是工人衣服上的伯纳德LOGO。
伯纳德是什么？
一家位于北京亦庄、拥有法国基因的家族企业，迄今为止已经传承至第三代。员工约100多人，规模不算大，但其生产的电动执行器所占的市场份额位列世界第二。
在这个看起来普通的跨国企业里，却在中国和法国的工厂区域设置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部门——社会敏感性研发部，并低调地运营了13年。
伯纳德控制设备（北京）有限公司外景
摄影：灿阳
伯纳德工厂制造的仪器
社会敏感性研发部（以下简写为“社敏”），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人事部门。成立13年来，它一直低调、恒定地推进着与工人的互动和艺术实践。它的发源，要从法国的企业文化理念说起，他们认为劳工关系是一种长期关系，一种终身协议。
而伯纳德家族与意大利艺术家、研究者李山（Alessandro Rolandi）的相识则成为社敏创立的重要契机。虽然没有涉猎过艺术收藏，但伯纳德对艺术、文化、社会问题都很感兴趣。因为这份兴趣，2010年，“社会敏感性研发部”在李山与伯涛的规划下诞生。2015年，艺术家赵天汲加入。
“干，活”开幕上 李山（左）与董事长伯涛（右）
摄影：李胤君 ©️歌德学院（中国）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2023
与常规部门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不具备一般生产意义、甚至不以生产效率为目标的“无用”部门。艺术家作为伯纳德的动态元素，与工人们展开长时间的、持续的交流，鼓励并帮助他们自发地进行艺术创作。
在利润回报至上的商业世界里，在劳动异化、人逐渐失去自我主体性的洪流中，伯纳德开辟了一个奇妙的出口——让工人做艺术。他们希望工人不被车间和生产效率绑架，看到在工厂之外的多样性未来与另一种现实。这听起来，无异于乌托邦的想象。
卡拉OK宣传（Karaoke Propaganda） 2018
伯纳德员工武淑清同社敏参与在意大利举办的巴勒莫宣言展
但对艺术家而言，他们借“艺术之名”介入工厂的案例并不新鲜。
李燎曾在深圳富士康做流水线工人，用自己工作45天的酬劳购买了一台16GB的iPad mini——他所在部门生产的产品。“这个世界许多产品与生产工人毫无关系”是李燎在富士康工厂里得到的最大感悟。
曹斐也在《谁的乌托邦》中记录了灯具工厂中工人的生活与理想。工人们在机器间翩翩起舞、在工作台上画画。但在曹斐作品中呈现的乌托邦是脆弱的，工人们最终还是只能从短暂的欢愉回到无聊重复的工作之中。
李燎《消费》行为
现成物（工服、工牌、上岗证、劳动合同、iPad mini）2012
曹斐《谁的乌托邦》5：4彩色有声单频影像 20分钟20秒 2006
这里艺术家与工人的身份关系，更像是一场戏剧中的扮演者与被扮演者，工人作为一种符号存在其中。
如果让艺术家消隐呢？会有艺术家愿意站在工人身后引导他们做艺术，让工人成为真正的创作主体吗？
不但有，而且一做就是九年，并仍在持续。
从北京顺义到大兴，46公里，驱车单程需要一个半小时。
作为社敏的成员，自2014年起，赵天汲每周会从顺义的家前往位于大兴的伯纳德工厂上一次班。
9年、108个月、432周，这种仪式紧密地编织进她的生活。
80后艺术家赵天汲的作品主要通过与人和空间的偶遇及回应展开。或许与天汲在世界各地学习游历的迁徙经历有关，她的作品像是短暂而迅速的“游击战”，很多作品是在茶馆菜市、胡同小院、工厂社区或自然环境等非常规展厅中完成的。
赵天汲《聊天》2020
自2012年起，天汲曾在北京的许多公共地点策划了系列项目“撒癔症”，其中包括豆角胡同、二环里曾经最大的菜市场“润得立”、团结湖公园以及北京妇产医院。她会邀请朋友在指定的时间进入上述4处场所，并且以“散步的策略”去游荡，通过个体能量的暂时结合来改变空间。
赵天汲“撒癔症”2012-2019
基于天汲的创作背景，我对她在社敏的“工作”多了一份理解。
顺着九年、三千多天向前回溯，我问起天汲是如何与社敏结缘的。
“十年前我在北京胡同里的家作坊Homeshop中听到李山关于这个项目的讲座，这与我的创作方式和理念不谋而合，所以就想来看看。”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天汲以艺术家临时驻留的形式加入了社敏，并开始了她在伯纳德工厂的第一件创作——她在2014年的夏天做了一个名为《车棚》的项目。
《车棚》源于她观察到工人们有抽烟、放松的需求，于是她从家里搬来了几把椅子、一个小茶几，在工厂外部设立了一个可以交流、喝茶、抽烟的空间。
赵天汲、Matthew Greaves《车棚》2014
几乎是从那时候开始，天汲逐渐形成了和工人们交流的习惯。从车间工人到公司CEO，每个人都来到这个放松的小空间交流、对话、自我介绍。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不再是抽象空洞的了。
在做完《车棚》项目之后，李山邀请天汲加入社敏，与他一起运营。渐渐地，他们开始意识到时间在项目中的重要性，考虑换一种形式鼓励员工去创作，于是就有了“干，活”这条区别于艺术家临时驻留的工作路径。
交流是社敏的核心工作方式，“干，活”这个词正是诞生于天汲和工人们的交流过程中。
在车间中与员工交流的赵天汲
摄影：灿阳
“如果要做创作，应该以怎样的主题进行？
一位工人说他们每天的构成就是两点一线的，从工作到生活。而‘干活’是工人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工作与生活本身也是一种分不开的关系。”
“干，活”不同于艺术家的临时驻留，而是让创作从艺术家与工人的长期交流中生长出来。工人是创作的主体，时间成为建立关系与培养创作最重要的土壤。
武淑清，2011年入职，也是加入社敏时间最久的员工。
她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武姐”
摄影：灿阳
武淑清 《心理咨询》 2021-进行中
武姐在工作之余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书，
并与同事们进行心理咨询会面
武淑清 《指尖的性爱》2016
“手很关键，有时超越身体，是爱的升华”
在武姐的工作中，手占据了很重要的部分
所谓的长期不是一年半载，不是三年五年，赵天汲一做就是九年，并且一直在延续。
在这九年里，她经历了李山全家移居瑞士的离开，经历了疫情、并且成为了一名母亲。在疫情期间，“聊天”的工作方式也只能变成戴紧口罩退两步进行。
天汲曾问过李山要做多久，李山说：“只要工厂不倒，我就会做下去”。
“那你有想过放弃吗？”我将同一问题抛给天汲。
“有想过，但没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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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什么支撑天汲做到第九年，在我眼里，这像是一场仪式。
于是我和她约定在她每周固定的“上班”时间见个面，体验她工作的一天。
“伯纳德工厂在北京的工作人员有一百多人，一半在办公室，一半在车间。”从天汲口中，我了解到我面前工厂的情况。
伯纳德工厂内景，透明办公室与生产车间 摄影：灿阳
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是工作时间，中间会有一小时的午饭和休息时间，这里是标准的八小时工作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在五点半下班，很多人会选择加班到晚上八点半，通过工作12小时赚取更多的钱。
“这不就意味着工人们精力最充沛的时间基本都在车间中度过吗？”
“是的。”
谈话间我们走入车间内部。巨大的生产车间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声音，不同生产线负责不同的零件组装，也有检验和仓库的区域。目之所及，是一大片低伏的灰白色身躯——所有工人都在他们固定的、甚至有些逼仄的工作空间里完成既定的操作动作。
伯纳德工厂内景 摄影：灿阳
当走近之后，会发现零件组装声中还夹杂有听书声、音乐声。看似单调机械的生产线上，有些工人的工位却别有洞天。
天汲开始向往常一样与工人们聊天，顺便将这里参与过社敏项目的工人一一介绍给我，他们已像老朋友一样很是熟稔。
柏继红，在伯纳德工作已有五年多，负责MT机械组组装。
因为执行器在灌油时会有等待时间，
柏师傅就会在工作台的硬纸壳垫上抄写古诗词。
在休息时间，柏师傅总在小柜子上练书法。
柏继红《禅茶一味》2022-进行中
武姐在心理咨询中做的摘录，由柏继红用毛笔书写
90后郭龙飞在伯纳德工作了近三年，
在下班后他会回家做游戏直播
摄影：灿阳
郭龙飞 视频 2023
视频里的游戏为《赛博朋克2077》
在游戏里小郭能够以第一视角的身份重写他的历史
社敏与工人们生发出来的创作已不能用“作品”来定义，它由许多行动、交流和一段段生命经验编织而成。
从2014年至今你已加入社敏九年，支持你的动力是什么？
赵：回看之前的照片真的感觉这九年跨越了一个年龄段，再看着身边的老员工们，我们都一起经历了人生中很多重要的时刻——家里的老人生病、结婚生子......我们是在一起成长的，遇到问题会相互寻求支持。
除此之外，还有我和李山的友谊。在北京大家都分散得越来越远，而每周因为社敏我能够固定地见到一个朋友。在疫情期间，李山全家移居瑞士，当时我怀孕大着肚子戴着口罩，也会考虑是不是就要结束了，但是又存在着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建立起来的这种群体关系还是要继续下去。
“干，活——社会敏感性研发部十三年”展览现场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2023
并且这种社会参与性的项目与时间是分不开的。你做一年、五年、十年......它产生的结果都不一样。
李山曾经说过只要工厂不倒，他就会做下去，这也让我很感动。我觉得他不是为了一个成果而坚持，而是在建立一种关系。社敏不是个人的项目，它是一个社群的项目。
赵涛，已在伯纳德工厂工作9年
虽然在工厂工作，但赵涛一直心怀一个村长梦
摄影：灿阳
赵涛开始了村长竞选，并写下了自己的竞选演讲稿
虽然没有成功，但天汲和李山还是参考着奥巴马的竞选海报为他制作了一张海报，
并用“渴望”替换了“希望”二字
并用“渴望”替换了“希望”二字
社敏作品展出的机会多吗？
赵：之前跟箭厂空间有合作，给工人做了四五次个展。因为箭厂空间的成员也都是艺术家，所以我们会经常讨论如何呈现会更合适，跟他们的合作也很顺畅。后来也在北京的央美术馆、长征空间、上海的明当代美术馆等地做过群展或工作坊。2018年还去到了意大利参加巴勒莫宣言展。
李占《我就喜欢圆的》
箭厂空间展览现场， 2016
“流动者会议”展览现场
上海明当代美术馆，2017
这次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的“干，活”展览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这几年由于疫情我们跟外界的交流变少了，包括一些非盈利空间也在陆续关闭，平台和机会都在减少。
其次在798里做展览也是想把工人带到去798再去看看展，有很多年没有过去了，工人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工厂里，每天回家睡个觉就又回到工厂，所以这也是他们接触到新环境和新事物的一种途径。
后来社实SPL又加入了进来，它是一个怎样的机构？你和社实SPL之间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
赵：社实SPL是一个非营利的社会实践艺术策划平台。今年9月份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通知我们有足够的预算去请策展人，我们才有幸邀请到社实SPL一起策划“干，活”展览。我们选择了一些作品，在线上与社实SPL一起讨论如何呈现。
社实SPL很专业，这次我主要对接的是林可诗，一位年轻姑娘，她的工作能力很强。比如她会非常严谨地做一个展览现场的PPT，这与我和李山相对老派的工作方式不同，我们会到现场熬夜布展，但林可诗就会早早在线上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梳理出我们之前和工人的对话，在展览开幕后也在写一些文章并持续更新。
社实SPL成员林可诗在“干，活”展览开幕式上为观众讲解作品
摄影：李胤君 ©️歌德学院（中国）
这次展览我觉得社实SPL还有歌德学院的同事都非常真诚，也很感人。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个展览努力，包括设计师也极认真、投入地为这个展览干活儿。
与这些工人合作，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赵：在工厂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总会被个体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所打动。十年来我们相互目睹了彼此所经历的变化，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位上忙碌着，而社敏像台执行器一样经过数人的手而形成。
你怎么去界定社敏所做项目的“艺术性”？
赵：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去界定什么是艺术，我们在798看到的就是艺术吗？我觉得也未必。社敏会带给我们一种力量。除了做艺术，我们有时也会像一个人事部，大家有什么苦恼都会来找我们倾诉。这个项目虽然很小，但它处于一种持续的状态，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艺术。
曹春智在伯纳德工作已有五年多，迷恋育鸽
鸽子是他一直以来的灵感来源
摄影：灿阳
曹春智将鸽子的羽毛缝在工服上做成了一件萨满服饰，
并命名为《春之羽》
曹春智身着《春之羽》的照片被赵天汲打印并贴在他的工位旁边
曹春智《信鸽》2019
曹春智将鸽子的照片打印并粘贴在车间中
在社敏的工作对你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影响？
赵：在参与到社敏后，我的创作方式逐渐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与人交流也会成为我的工作方式之一，这就会让我的创作中存在一些偶然性的、不可预期的东西。
你认为艺术家常规的社会介入性实践与在社敏做艺术介入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赵：艺术家可能更多从自己的语言出发，但社敏更多是服务于这里的人。可能这两者呈现出来的作品在形式上会有相似点，但它们的内核与侧重是不同的。
90后徐凯2014年入职伯纳德
和其他90后不同，徐凯的爱好是花鸟鱼虫
徐凯的手很巧，照片中的痒痒挠是他用废弃木板制作的
摄影：灿阳
徐凯作品
你认为艺术介入社会实践重要吗？在你看来艺术应该如何介入社会？
赵：我觉得艺术介入社会肯定有它的意义，就拿中国来讲，大众接触到的艺术是非常局限的；其次艺术圈越来越窄，艺术也是在一个比较局限的语境中自说自话。所以艺术与社会应该有更多的相互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