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林：为何用批评的眼光看待国内艺术

        前几日和一记者聊天，她问我是不是用批评家的眼睛看世界，世界就显得破败不堪？这个问话让我变得警觉，感觉有必要将我的批评观做一下说明。事实上我本人并不把自己定位是一个职业的批评家，我更希望自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目击证人，而不是对社会现象急于抢答和妄下论断。然而颇为巧合的是中国目前的特殊环境让我将体制作为重要议题进行了关注和讨论，我不停地鞭挞拙劣丑陋的人性为的是让大家和我一起关注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因为我坚信只有好的体制才是美好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否则我们终将面临不幸。
　　我极少直接批评一个具体的人，除非他成为某一类人或某种倾向的代表，从而进入我批评的视野。于我而言对一个具体的人或事件进行非白即黑的表态并无深意，我更关心我的批评能否触及社会的根性，即体制的神经。比如我对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推出“艺术品著作权捆绑销售”的猛烈抨击，在我看来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事件，我不是在讨论在市场中能否成功推出一个艺术金融产品，或者讨论某一个艺术金融产品是否具备创新性！而是上海联交所这一行为蕴含了对公权力的滥用和新增藏污纳垢的权力寻租市场。还是要回到体制本身，要追问谁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很多人习惯性的误解必须要由国家机构来做，实际上这是非常荒谬的观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出了这么多问题，不是政府做少了而是做的太多了，特别是政府介入到具体“经营”，当政府成了买卖人的时候，这个社会真的就乱套了。一切的经营活动都必须交给企业来完成，应为企业的天然使命就是商业经营。而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就是专门做哪些企业不愿意做，看不到盈利希望但是社会又有需求的业务。说的露骨一点国有企业就是专门为社会背包袱的，否则纳税人拿这么多钱给你潇洒给你贪污给你挥霍给你嫖娼？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就是垄断资源与民争利，而且是变着法子收费，比如高速公路收费，比如上海的地铁票已经3元起步了，比如城市出租车司机高居不下的份子钱……事实上只要从根性上放开让更多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就能轻松解决所谓的政府“心病”，而这心病在我看来就是与民争利的可耻行径。同样中石油和中石化年年说亏损，不能干就别干了，想干的民营企业多了去了。可是这些国有企业就是这样不要脸，霸占着优势资源既无能力盈利还要纳税人补贴，特别让人生气的是活干得不好还贪污挥霍，满大街开着黑色奥迪A6、A8耀武扬威。所以我开始呼吁剥离党产，就是政党不能拥有恒定的资产，即不能拥有不动产、不能拥有企业……它的一切资金来源必须是公众募捐的，这意味着政党必须为社会公众负责必须为公众提供服务才能获得大家的支持，除了争取民意支持外它一无所有，这才是现代社会的先进政党体系。
　　于是我开始对目前最盛行的两种倾向进行批判，其一就是对公权力习惯性滥用；其二是习惯性寻求政府庇护。第一种带来的危害就是滋生腐败；第二种就是强化奴性，让人性中的劣根性在避害趋利的习惯中得以被强化。在中国当下出现的种种匪夷所思的社会事件无不和这息息相关。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我关注和批判的并非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或是某种危险的趋势。
　　同样，在租户和房东闹得沸沸扬扬的艺术区话题中，我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借着文化、艺术、理想和公益大旗的流氓艺术家，他们是油滑的文化恶势力，他们善于利用事件来恶炒，吸引中外媒体的关注，他们巧舌如簧避重就轻颠倒黑白，他们善长做秀精于表演……但是我无论如何咒骂他们最终对该事件的批评仍然要回到我的批评主线，即体制、法治和契约精神，否则我们会被浮在表面的油花模糊了双眼而无法看清事情的本质。同样在这个社会事件中，我必须要表达鲜明的立场，虽然有人企图曲解我的立场(798艺术区的部分物业人员误认为我和他们是同盟)。我强调契约精神，因为在商业社会中我们保持彼此权利和义务的唯一依据就是契约，所以我们必须遵守相互的承诺。事实上这些文化流氓就是企图绕开契约忘掉承诺，利用所谓的文化理想来胡搅蛮缠，所以他们不仅违背了商业社会的基本契约原则，也玷污了文化理想，所以我说他们是邪恶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批评了这种国有性质的艺术区，由共产主义者独创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脓包和痔疮，而这些痔疮不是躲在屁眼上而是荣耀地长在了脑门上。就象我在文中说的这些国有“企业都衰败停产几十年了竟然还不破产就靠国家养着，竟然还能靠收房租活着，而这么烂的企业的领导行政级别还很高……如此的央企应该叫‘养企’”。当然这样的社会主义痔疮到处都是，北京的798艺术区(电子厂)、上海的M50艺术区(纺织厂)、上海红坊艺术区(上钢十厂)……无不如此，这么烂的企业为什么没有破产机制呢？假如它们真的算是企业！可是它们如果不是企业这叫什么事？难道要把社会主义政府、把共产主义战士、创造新中国的政党当成了骗子？而这种病态企业在全国比比皆是，就像一个人脸上长满了痔疮，这……可以把痔疮当成雀斑或麻子吗？都说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真的分不清雀斑和痔疮有什么区别了。
　　上图是徐勇所谓的抗议，我想试问一下徐勇，你的时态空间11个月没交房租，如何让你走才能让你感到很舒心呢？其实这个就是徐勇作为一个文化流氓和出色的演员，化妆成受害者骗取舆论同情的小伎俩。
　　还是要回到我对体制的追问，同时我还要提出私权的诉求，“一片土地从清朝到民国都是我家的，为什么他们来了就变成他们的了？”这个话题直指暴力侵犯私权的罪行，不管你以什么名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和你信不信上帝信不信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也和你是什么党什么牛鬼蛇神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一个人的权利和底线，失去了这个底线就是反人类的。事实上我们目前就是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一块土地被连哄带骗软硬兼施豪取巧夺变成他的了，然后卖给包工头盖房子又卖给我们，还没住几年又被拆迁赶走，然后再卖地再盖房子再卖给我们，就这样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一轮又一轮的上演，这不叫强奸叫轮奸。正是体制出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中国整个社会都病了，于是作为个体的人自然就出了问题。中国人只有两个选择：轮奸别人或被别人轮奸。既然一个社会处于普遍性的相互奸淫和乱伦所以它就必然是肮脏和龌蹉的，自然见不得阳光了。
　　离开帝都或魔都数月回来和朋友闲聚，你听到最多的语气词就是“你信伐？真的呀！你觉得可能吗？……”其结果就是不管你信不信，这都是血淋淋的真实，它真的发生了……这就是这个荒诞的国家每天在上演的匪夷所思的现实蒙太奇！当然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素质太差、劣根性造成的，这个论题从民国从五四，从鲁迅到胡适，甚至到前段时间公知对抗韩寒……一直在辩论！今天我姑且不作详细地辩论，只想说同为华人的台湾，现在因为体制的合理，让我们十分羡慕。不需要列举太多的事例来佐证我的观点，仅一个免签证的国家就多达一百多个这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吗？不要自夸自己有多好，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愿意敞开胸怀来接受你才是靠谱的。
　　我想到了一个笑话，说是被门夹坏的核桃能不能补脑？这个被门夹坏的核桃就是中国的体制，社会一旦遇到问题很多人就习惯性的要求政府、国家来出台方法管制，你怎么可能指望这些夹坏的核桃来补脑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特别的纠结，一方面痛斥拙劣的中国人性，一方面寄情于体制的变革，同时我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这个社会有太多让我伤感的理由，我也曾嫉妒那些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主动离开时的情意决绝！我唯一能解释的就是我活着是因为我对未来还充满渴望！即使未来是那么的遥远。
　　我的恶毒咒骂能化为暗夜中的驼铃声吗！在高楼林立的都市碑林中聆听彼此的脚步声，絮乱而轻微……
　　徐子林于上海三林滨江
　　2012年11月22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