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艺术品市场风头正劲

　　成都艺术评论家陈默曾指出，成都的拍卖市场过于混乱，历史上形成的蜀地不仅是地理位置的封闭，在思想观念上也过于封闭，长期以来的投机、作假陋习扰乱了成都的拍卖市场秩序，更导致大量的优秀油画资源、藏家资源外流。一些成都艺术家认为，成都的拍卖市场缺乏长远的眼光，发展过于滞后，导致艺术家和藏家之间的关系脱节。而成都本地多家拍卖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这与成都的市场因素和受众人群有关。中国当代艺术起步晚，成都的当代艺术品市场发展还不太完善。中国书画是源自中国传统的艺术种类，受众人群很广，老中青都能够接受，一些老收藏家对书画尤其偏爱，而当代艺术的接受群体相对窄一些，相比之下少人问津。此外，成都的当代艺术品市场并没有完全被打开，再加上地处西南，受交通、经济等的限制，当代艺术在成都的拍卖市场远不如书画乐观。
　　对话川籍艺术经济学家
　　“两极分化”的成都艺术品市场
　　作为一个川籍艺术品市场研究者，现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的马健对成都艺术品市场的成长有着切身的感受，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拥有经济学的视角，并出版有《收藏投资学》、《收藏品拍卖学》和《艺术品市场的经济学》等著作。为了更深入了解成都地域文化特色、地方收藏性格及艺术品市场成长历程和现状，日前，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不同文化地区的艺术品市场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成都艺术品市场是否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马健：成都的艺术品市场的确深受地理因素和本土文化的影响。从地理上看，四川盆地是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国”，交通不便，古代尤甚。所以，大诗人李白才会发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一叹。这种地理环境导致了四川人固有的“盆地意识”。从文化上看，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自汉景帝末年的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兴建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以来，成都的文脉和“尚文”之风几乎从未中断：从汉赋四大家中的司马相如和杨雄，到位列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再到新文化运动主将吴虞和当代文坛巨匠巴金。班固在《汉书》里的评价“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概括。
　　记者：那么，成都人的收藏文化是如何养成的？
　　马健：自秦昭王时代的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被誉为“天府之国”。这种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使成都人多次躲避了历史上的战祸，长期过着相对安逸的生活。受这一大背景影响，成都人的骨子里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好耍”精神。举个例子，我那些生活在成都的高中同学建了一个QQ群，群的名字叫“这周咋个耍”，讨论的主题就是美食和游玩。成都人的“好耍”，由此可见一斑。而成都人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图“好耍”。因此，成都收藏者的兴趣比较广，除了人气最旺的书画和瓷杂，玩玉器、木器、佛像和古籍的人也不少。
　　记者：成都曾被称为中国“收藏第三城”，成都的艺术品市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
　　马健：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成都最早的古玩艺术品市场当属上世纪80年代初在猛追湾游泳池周围自发形成的“市集”。从自发形成，而非政府主导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成都人将收藏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收藏观。随着“收藏热”的升温，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成都又陆续形成了二仙庵古玩市场、草堂寺古玩市场、送仙桥古玩艺术城和三国古玩城等多个艺术品交易中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1994年的四川翰雅拍卖行不仅成功敲响了艺术品拍卖的“西部第一槌”，而且同中国嘉德和北京翰海一起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最早进行综合文物拍卖试点的3家拍卖公司之一。而成立于1998年的成都上河美术馆则是中国第一批由民营企业创办的私立美术馆，也是中国第一家聚焦于具有前卫性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美术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翰雅拍卖行和上河美术馆都没落了，但二者却是成都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史上留下的浓重两笔。
　　记者：川籍当代艺术家的市场影响力举足轻重，但成都本地藏家似乎更钟情中国书画？
　　马健：是的，成都本土的收藏者对书画的兴趣颇浓，对油画感兴趣的人相对较少。如果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书画和当代艺术的话，成都艺术品市场的“两极分化”特点十分突出：
　　一方面，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四川画派”的影响力之大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四川话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工作语言，不懂四川话的人很难研究当代艺术。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并不为过。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参加蒋再鸣兄策展的“反光：新艺术纵深邀请展”，晚上吃饭，每桌都传来熟悉的川音，简直让人有一种身处成都的错觉。但遗憾的是，“四川画派”的很多重要作品都不在成渝两地，而是在外地甚至海外。例如，台湾山艺术基金会对上世纪80年代“四川画派”的收藏就是垄断性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中的所有代表作几乎都被囊括其中。由于成都经济水平的客观约束和成都本土藏家的长期忽视，尽管成都早已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中心，但一直都不是市场中心。
　　另一方面，就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四川画派”享誉海内外的同时，能够从成都走向全国的书画家却寥寥无几。即使是有“中国梵高”之称的陈子庄，也是在身后20多年才被世人所知的，他的很多重要作品都在外地藏家手中。四川画坛的“蜀中四老”——吴一峰、岑学恭、赵蕴玉和黄纯尧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相当有限。但四川这个地方，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虽然一些画家名不见经传，却是隐逸多年的高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才被世人所知的陈子庄和这几年刚刚被世人所识的指画“大隐”刘伯骏。孙中山对四川人的评价是“惟蜀有才，奇瑰磊落”，毛泽东则感慨“川人不出夔门，难成大器”。四川画家如果走不出四川，很难成大器。你看20世纪中国十大画家，来自四川的画家就占了两席，但无论张大千还是石鲁，都是走出四川后才功成名就的。
　　记者：但四川画家的作品一直颇受成都收藏者的认可。
　　马健：是，成都不少收藏者，即使外出“淘宝”，重点关注的也是四川画家的作品。比如，西泠拍卖在2010年举办过一场陈子庄书画专场拍卖会，81件拍品全部成交，总成交额近2000万元。有意思的是，其中不少拍品就是成都的藏家送拍的，结果又被来自成都的买家拿下。这些在我看来价格已被抬高的画拿回成都之后转手，买家居然还能赚到钱！可见成都收藏者对四川画家的偏爱。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成都艺术品市场的总体发展水平？
　　马健：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购买力总体相对有限的成都收藏者主要甚至只收四川画家的作品，而四川画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接受度还很不尽如人意，这就直接导致了成都书画市场的繁荣程度远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甚至落后于同样地处西部的西安。举个例子，在成都八益2010年首届拍卖会上，一张米景扬旧藏、范曾题跋的徐悲鸿作品《立马图》，估价为80万元至120万元，这张流传有序的画最终却流拍了。时隔不久，在北京长风2010年秋季拍卖会上，这张画却以220万元至250万元的估价再次上拍，并且最终以235万元成交。近年来，虽说成都书画市场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但这实际上只是成都经济快速发展在书画市场上的反映，当然也是投资性资金，乃至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介入的结果。总的来看，成都的艺术品市场同北京、上海、广州和杭州等地的差距依然很大。(蔡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