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新闻
王澍:中国建筑界既不自尊,又不自爱
“中国建筑界既不自尊,又不自爱”
2011年底,王澍受聘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丹下健三荣誉教授,在哈佛作题为“自然形式的叙事与几何”的演讲,其间他对着台下怒吼:“I tell you the truth!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我告诉你们真相!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
但他的怒吼并不能拯救正在被大规模拆除的老建筑,就像他母亲在北京的老房子,也正面临被拆除的困境。“我们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所有的老建筑都需要保护、停止拆除的时刻,但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王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时代周报:你在一篇写同济大学的文章里谈到建筑构思和建筑思想的问题,意思说光有构思而没有思想是不行的,甚至觉得构思其实可有可无,建筑并不非得要构思,而真正欠缺的却是思想。所以,你认为中国现在是没有自己的建筑思想的吗?
王澍:不能说没有,中国这两年建筑界的讨论明显增多了。应该说开始有,但也不是很有。很多建筑师觉得自己做不出好的作品,是缺一个好的idea,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不认为点子或者一时的想法,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好的建筑师应该有一个长期坚持的思想,而在坚持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建筑机会来表达。
我觉得中国建筑界特别缺的是这种连续、连贯、持续的思想。比如我有一个很好的idea,但我做的却是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房地产项目,那么这时候如果是一个有思想的建筑师,可能就拒绝去做;但换一个建筑师,可能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只想着我的设计能不能做得好看一点。这完全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我经常觉得有点郁闷的是,中国建筑界永远处在开端的状态。也就是说,不时有一些思想的火花闪出,有一些针对现实的批判的意见提出,但接下来就没有人应和,没有人继续讨论,最后被遗忘。永远停在原地,根本没有出发过。学术是没有积累的,思想是没有传承的,没有人持续地对问题进行讨论和思索,我认为这是中国建筑业最大的问题。
我记得当年看梁思成先生写的《中国建筑史》序言,当时他对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已经是“潸然泪下”。我觉得如果梁思成看到今天的状态,基本上要走王国维那条路:跳进未名湖里,了结自己的余生。
时代周报:你自己认为,普利兹克奖评委把这个奖项颁发给你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跟你上述谈到的思想有关吗?
王澍:我想,至少我理解,这次我获奖,前提和基础是评委们大多来自欧美,他们对好的现代建筑有一个判断标准。看到我做的建筑,在基本标准上有一个认可。但更有意思的事情在于,他们评语里有一句话说我的作品“超越了文化冲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都处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强势和弱势等冲突中,这些冲突从学术上可以进行激烈的辩论。但从建筑的角度讲,因为毕竟建筑是需要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东西,这些冲突是否有一种智慧的方式来化解?来给它以答案?
比如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我认识到中国现在这个时期,尽管它现代化发展得很快,但传统这一块其实还保存着一部分。比如我们传统手工工艺,像我们象山校园、宁波博物馆,大量手工材料的做法,在日本、美国、欧洲这些地方已经不可能做到。这是中国建筑师的机会,我们有可能利用我们特殊的时期和文化传承来做欧美建筑师没法做的东西。第二点我觉得不只是机会的问题。它和发展的方向有关系。这些材料和做法,代表着曾经与自然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传统,而今天现在的发展显然与自然是强烈对立的。我常常说,我的很多建筑方式是从农村学来的,是对现代城市施以某种反向的教育。
另外我觉得我打动评委的一点是,现在全世界大部分探讨可持续、地方文化的建筑都还处于小规模的实验阶段,但我却用了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质量来进行实验。这个意义完全不同,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建筑是一个艺术家的建筑,我希望我的建筑是对社会的发展有某些影响和思考的。而这种做法和思考如果能被推广,则比我个人的成功,更为重要。
时代周报:能不能具体谈谈当下中国城市传统和现代冲突的问题,比如拆迁、新旧更替?
王澍:中国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后,我们面对的状况是,目前保留的旧建筑已经少得不能再少。这不是说可以继续拆旧的造新的问题,按我的观点,现在全中国的旧建筑全部都到了该彻底保护的时候。不能再拆了。
我们经常说,中国现在缺少创造性。其实我发现,挺有创造性。比如北京,我们知道有“保护性拆除”,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想法。我昨晚收到一个长沙年轻建筑师的短信,他以为我有多大的分量,可以影响某些事情。说长沙新发现了150米长的宋、元、明三代的城墙遗址,而这个遗址被发现是因为一个房地产的项目。那么怎么既建这个房地产项目,又保护这个城墙呢?当地有关部门提出了“异地保护”的创造性的观点。我真的想不出来,城墙的遗址如何异地保护?我见过异地保护,当时在宁波,博物馆周围30多个村子被拆到只剩下最后大半个的时候,我当时就建议这个村子要保留,不能拆。当然现在我估计还是拆了。村口有一个漂亮的石头小桥,宁波没有比这个更美的景色了,比我的博物馆还美。当时我就记得边上有个官员说,是要保护,我们可以考虑“异地保护”—在更远的郊区农田里,找一条河,把这个桥移过去,旁边竖一个碑。
我们常常在讨论文化的继承问题,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爱护自己的文化,我们要自我尊重。如果我们既不自尊,又不自爱,我们怎么指望别人爱护和尊重我们?我们经常说,中国建筑需要被世界承认,如果你的基本作为都是这样既不自尊又不自爱,怎么可能获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