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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艺术：苦苦追寻的中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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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阁兰的诗集《碑》借用碑的形式抒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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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阁兰肖像
1912年，法国人谢阁兰的诗集《碑》在北京出版，诗集出版那年的秋天，他成为袁世凯儿子袁克定的私人医生。作为小说家、诗人、人种志学者和考古学家的谢阁兰，借由种种因缘际会，最终成就了自己与中国的难解渊源。他在中国的壮游，成为不可多得的回望当时中国的一个视角。而他由中国的碑所获取的灵感创作的诗集，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印迹。在诗集序言中，谢阁兰解释了“碑”作为新诗体物质载体的意义：“石碑就像它保留了木碑上的圆孔一样，也保留了祭祀石柱的用途，并且仍然测量一个时刻，但不再是白昼的太阳伸出阴影的手指指示的那个时刻。标志时刻的光芒不再来自那颗‘残酷的卫星’，也不随它转动。这是自我深处的认知的光辉：星球是内在的，瞬间是永恒的。”
今年正值《碑》出版100周年，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及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了“谢阁兰《碑》1912~2012”活动，系列活动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展开。北京站的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文化中心进行，书法家戴茜、谷丽婷完成展览书法，而造型艺术家诗蓝则会以装置作品来重新演绎《碑》中精彩章节。展览期间还会举行相关的讲座与电影放映活动。
“异国情调”碑中求
“1908年5月，谢阁兰开始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他学习中文的初衷之一是写一本异域风情的散文集。”策展人冯达(Marc Fontana)说，“很难说谢阁兰来中国是为了‘找到’什么东西。他来中国纯粹是出于对‘异国情调’的喜爱。对他来说，中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如此遥远、完全不同，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吸引。”
1909年春，谢阁兰新结识的朋友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允诺资助生活并不宽裕的他，一起去中国腹地进行一次壮游。同年4月29日，谢阁兰以法国海军见习译员的身份乘“悉尼号”从马赛港起航，远赴中国。6月12日，谢阁兰终于到达北京。初来乍到，他便开始向一位“老夫子”学习中文。忙碌的白天结束后，他则喜欢骑马沿着“神秘、优美”的紫禁城的城墙散步。他甚至亲切地将北京称为“我的城市”、“我的都城”。
谢阁兰与瓦赞会合后一起离开了北京，这是他第一次穿越中国腹地的旅行。就是在这次旅行途中，他被古老的中国石碑深深震撼，在《砖与瓦》中他写道：“这无疑是最纯粹、最完美、最经典的中国形式，而石刻‘汉字’则是最美的象征手法和纪念方式……” 谢阁兰的文学才能、学者风范和探险精神都得到了展现：他根据在北京和旅途中收集的素材开始创作《天子》、《头像》等小说，收集了不少拓片、瓷器，他还炫耀自己能够在长江的激流中“光着脚稳稳站在舷缘上，可以尽情体验动荡回旋”。
1911年初，谢阁兰结束了海军译员的工作；5月初，他携家人迁往天津，任教于天津皇家医学院。谢阁兰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创作《碑》及其前言。但就在他即将完成《碑》时，他发现，“古老中国奄奄一息了”。他并不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人，自始至终，他都是以诗人的身份来热爱这个遥远的东方帝国：“我是真的全心全意拥护这个朝代。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满洲人，而是因为天子皇帝的神奇故事不能就这样被遗弃。那将是怎样的空白啊。”策展人冯达说：“从赞成‘多异’的美学立场出发，谢阁兰并不希望来源于欧洲的思想同化古老的中国。”这个“异域”为谢阁兰提供的是能够充分施展文学野心的素材与动力： “问题不在于说出我对中国人的看法(其实我什么看法也没有)，而在于说出我对他们的想象；不是可笑地模仿文献资料，而是要创作出超越一切现实的、活生生的、真正的艺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