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朱伟:水墨也能助摇滚 别老画萝卜白菜

　　2013年11月3日，北京接连两天严重的雾霾之后，天空因为刮起小北风变得湛蓝，画家朱伟的水墨画个人展览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揭幕。十年前朱伟画过一张《报春图》，一个光头男人的侧面半身像，应该是他的自画像，两道白绳箍向脑后，脸上向前撅着白色口罩。画面底部伸出一枝“灼灼其华”的桃花。2003年春天，整个北京城都像画里的人一样戴着“猪鼻子口罩”。画还是那一幅，放在今天却又让人读出新意思来。

　　《乌托邦四十六号》绘于2004年，后景是红旗、流苏、盆栽，中景是一排排埋着头眼睛眯成缝不知是否快要睡着的人，手上正记着会议内容，前景是两只花篮的华丽局部。

　　《报春图》里桃花的画法来自南宋佚名扇面，“乌托邦”系列里的花篮则直接师法南宋画家李嵩的花篮图。朱伟非常喜欢把传统工笔画的素材配置到当代气息的场景里。技法上他是崇古的：“宋代的范宽、明末清初的石涛和八大山人是我的参照系，也是我较劲和超越的对象。”但他从来不画传统样式的山水、花鸟、人物画，也就是今天大量水墨画家创作的那种看不出作于什么年代的作品。他认为用传统技法记录自己当下的生活、经验、感觉，才能让传统真正活起来。

　　可见开会有多闷

　　展览中画作的创作时间从1988年直到2013年。出身军人家庭的朱伟1982年16岁入伍，3年后被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国画。学校训练严苛又乏味，其中一项是用纸卷蘸上墨汁当笔，悬肘画直线和圆圈，连续几个小时。要年轻人不分心非常艰难，可一旦坚持下来，就会掌握方法，最终收获精细灵动的笔触、耐心以及自豪感。

　　朱伟笔下常常出现军人和官员，还有那些庄严会场上的沉闷会议。后来在“乌托邦”系列那种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会场氛围当中，他也玩一点细微的调侃，主席台上不论男女，耳垂上都挂了耳环或耳钉，一个男干部甚至穿着下唇钉。1989年，朱伟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没有按规定回到部队，而是在第二年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1993年朱伟带着自己的作品去广州参加画展，被在香港开画廊的美国人看中，与香港万玉堂画廊一次签下12年独家代理约。他的画虽是水墨，那时在西方市场却与方力钧等人的当代油画价格相仿，这使他很早“致富”。与眼下绝大多数水墨画家不同，朱伟是职业画家，没有单位，不在任何协会、机构，只靠卖画生活。

　　加州伯克利大学艺术史教授高居翰的《画家生涯》一书，讲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里边有个故事：宋时一个藏家喜欢一个画家的作品，无论刮风下雨，每天都到村口对面山坡上或爬到村里树上，看画家房上的烟囱是否冒烟；如果不冒烟，说明画家这两天断粮了，他便带着粮食和好纸好墨前去，以求得到画家的作品。朱伟喜欢这样的“客户关系”——艺术家应该靠作品生存：“大家现在能叫上名来的当代艺术家，有几个是靠国家的画院、研究院养的？这是一次重大的进步或者回归。就像体育比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比如李娜这样的不再是只从国家队出了，跟欧美国家一样，比赛临近，随便街上找几个好动的，派出去立马就能拿回几个金牌来，这说明了一个国家体育水平全民身体素质整体比较高，这才是体育比赛的初衷。”

　　但他并不热衷于市场，有媒体跟他谈某一类别绘画作品的市场行情“井喷”，他一针见血地点出这个行业术语被引申到市场领域泛滥使用，背后的某种无知和麻木：“那是灾难。钻井工人就怕这事儿，家里老婆孩子一听这词儿魂都没了。”

　　水墨怎么不能跟摇滚有关？

　　“中国人最近几百年来真没过过多少好日子，甚至有时连安全感都找不到，人们开始怀疑身边的一切，包括文化。水墨画百年来两大劫难：一是五四运动否定自己的文化，包括水墨画、包办婚姻、科举制度、跳大神；另一次就是解放后的国画革命，把素描、透视原理带进水墨画。”朱伟说，“我画水墨快三十年，使用的材料、技法全部从传统来，我一直没有脱离开传统，但我描绘的是当下发生的人和事，是正在进行时。古为今用是我画水墨画的理念和创作脉络。”

　　时间标记在朱伟的画作中从来不缺。早期作品中他在落款时题写崔健的歌词，《解决》、《投机分子》、《这儿的空间》；“新二刻拍案惊奇”系列中的一幅，他甚至把自己当时的呼机号也写上了。钤印也被朱伟拿来“古为今用”，名字印之外，他的画面上常有七八方钤印。当互联网普及，画家个人网站建成，他开始在作品上使用网址印鉴；2001年左右他开始使用“与时俱进”印章。“后来还有‘以人为本’等等没来得及刻。与时俱进这词儿不至于让孩子们惊呆了，《易经》里就有，以前是人们记在心里激励自己用，现在是放在嘴皮子上练着玩儿。”朱伟说。

　　落款写崔健歌词是因为朱伟喜欢摇滚。1995年崔健请朱伟为他制作了19米×10米的巨型舞台背景幕，在自己的多场演出使用，这使朱伟殊为骄傲。“没有什么能比崔健说‘你的画里有音乐’更让朱伟得意的了。”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说。

　　“很多人觉得水墨画跟摇滚没关系，水墨与当代东西根本不合。我觉得水墨画不能老跟萝卜白菜有关，得发生改变。有的水墨画看不出是哪个年代的，这就很可悲了，因为画的东西都一样，没意思。”朱伟说。

　　尘土锈迹，擦掉擦掉

　　画中人物的眼神最直接体现朱伟对八大山人的喜爱。他的人物总是向上翻着白眼，在《甜蜜的生活二十一号》当中，朱伟把白眼的源头跟白眼的人物画在一起，是几条“八大”的鱼。

　　在2008年的《开春图》系列，朱伟在画面上排列着一个个小人儿，衣裳头发面孔都干净。衣裳已不是古时的宽袍大袖，但他们还是两手抄进袖筒，或者揣进裤兜，两眼向天翻出一大片白。鲜艳的桃花似从天降，漂浮在小人儿之间。袖手望天是朱伟逮住不放使劲描摹的人物态度，在绘画意义上它成为朱伟的个人符号之一，稍稍琢磨就明白那是对现实中社会习性的准确概括。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个人生活，春天都是新中国喜爱使用的季节象征；没有来由的桃花报告着春意，然而文质彬彬的体面人表情淡漠，似乎早已见惯不惊。

　　德国汉学家米歇尔·康·阿克曼说：“水墨画的本质是写意。写意是一种内在经验表达方式，对自我、对自然、对社会、对现实的经验。积累这种经验是非常艰苦的过程，中国传统艺术当中叫修养，你没有这种修养，没法把这个‘意’写下来。”

　　朱伟的另一个标志是绘画之前，先在纸上刷棕黄颜色做旧。刷的时候下边垫上带格纹的木板、纸板或地毯。这个费工夫的程序造出的底纹，使画面呈现出古董似的外观。像是邀请你站到三五百年开外，再来打量画面上那个年代的气质和属性。朱伟在给艺术杂志写的杂文专栏里调侃过自己的这个年代：“看上去是社会转型期，但实际上停滞不前，是原地转圈儿时期。”

　　“跨界”作于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两件雕塑也有类似的举动。《中国日记“星”》就是一只青铜外观的大五角星，但通体饕餮纹。

　　《中国 中国》，两个庞大的人身着中山装，站姿毕恭毕敬，双肩收紧，仰着头，身体前倾，表达出强烈的前进欲望。铜像表面涂着砂砾和尘土，使它们看上去是新近出土，陈列在历史博物馆里。这件雕塑被美国IBM公司收藏，在纽约IBM大厦中庭安装时，工人不知道这些尘土锈迹是雕塑的一部分，结果把雕塑擦洗得干干净净。

　　2010年朱伟把“乌托邦”系列当中作为背景的红旗抽取出来，画成抽象意味的特写，甚至有德国当代绘画大师里希特“焦点不实”的质感。他寻找的是“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衣纹线描技法，“接近兰叶描，代表作《送子天王图》、《八十七神仙卷》。现代人轻装简行这种技法很难再派上用场。”朱伟见过“文革”期间一些推陈出新的工笔画作品，“比如某某视察某某水利工地，某某某拦惊马等等，用铁线加兰叶描画出来，人物都显得过于飘逸，站不稳，不像在干活，倒像是一群农民集体梦游路过工地。领袖视察也像是神仙下凡，吞云吐雾待会就走，总之难接地气。”

　　现代的环境和题材，用得上传统衣纹表现技法的地方确实很少了。“红旗系列是真正找到了当代现实生活环境中所特有的符号，我们号称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从当下这一秒钟往前推，任何一个朝代和任何一个时间点，人们从未有幸赶上这么铺天盖地的同一颜色和造型，这种颜色和造型构成的符号直指人心影响千家万户，波及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