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艺术品补一张“出生证” 赝品却不能减少

杨之光《西班牙舞》(中国画) 

    近日，北京市文化局批复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为北京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被指定为试点后，雅昌艺术网正式推出了“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而非指定鉴定试点单位的北京保利也在其后不久宣布要建立艺术品鉴定备案数据库。那么，鉴证备案这一“打假”新招对推动艺术品市场去伪存真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有没有推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艺术家鉴定家齐上阵

    因为“微博打假”而备受关注的广东著名国画家杨之光，是“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中第一位“吃螃蟹”的艺术家。具体负责该项事情的，则是杨之光的女儿杨红。此外，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不仅北京保利贵宾部联合保利拍卖中国当代水墨部正式启动艺术品鉴定备案通道，一些名望较高的鉴定专家，也在以小团队的方式做着类似的备案工作，并于去年出版了三部著录性画集。

    “我们认证的流程非常清晰明了：藏家先发作品照片过来，我父亲进行初选，然后预约时间，藏家携带原作前往指定地点，由我父亲亲自做鉴定。如果作品被鉴定为真迹，就会当场完成拍摄、技术备案(光谱分析、纸张分析)等程序。版权局的工作人员也会前来进行数据采集，藏家在指定时间内会收到包含我父亲亲笔签名、技术备案编号及版权备案编号的《杨之光作品认证书》，作品也将结集出版。”据杨红介绍，由于杨之光捐给公立美术机构的作品达到一千多幅，市面上他的真作其实并不多，初选中直接否决掉的伪作就有一半以上。针对鉴定出的赝品，杨之光也会一一跟藏家说明问题出在哪里。据悉，经鉴定后认定为真迹的两百幅杨之光作品，很快将作为《杨之光传世作品全集》首卷出版。

    而参与古书画鉴定著录工作的专家刘建业表示：“近十余年来，深隐在民间的不少文物艺术珍宝陆续涌现。我们在鉴定实践中发现，这些珍宝由于没有系统的著录，有的已被收藏者毁掉，有的则通过种种途径流传到国外，还有不少作品在赝品和真品无休止的争议中，被轻率地处理掉。照目前这种情况，再过数十年，也许现今留存于世的珍宝，会有一大部分要佚失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因此，从三年前起，我们就对鉴定实践中发现的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艺术品，进行了拍照、编目、研审。去年出版著录性画集，引起了藏界的重视。我们决定把著录工程继续下去，每年出版一套专集。”

    补办艺术品“出生证”

    刘建业特别谈到，鉴证备案不过是一种比较当代的提法，引入了当下先进的技术设备，中国历代的收藏鉴赏家们，其实都在做着这项工作。“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经手过眼的有价值的艺术品留下了详细的记录，成为后人品鉴艺术品的有力依据。这些著作属于皇室和公家编纂的，有北宋宣和年间编辑的《宣和画谱》和清乾隆、嘉庆两代皇帝亲自主持编成的《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天禄琳琅》等巨著；属于私人收藏家编著的则有明代项元汴的《蕉窗九录》、《天赖阁帖》、张丑编著的《清河书画舫》、清代安岐著录的《墨缘汇观》等。现在这些著作，都成了鉴赏家的重要鉴定依据。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为后人留下一点可寻的记忆，为中国书画保存一点供研赏的遗迹。”

    中国拍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双舟也曾明确表示过，国外艺术品真伪鉴定对艺术品市场的影响较小，原因就在于国外较早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艺术品数据库制度，大多艺术品都有认证登记或较为全面的交易记录——传承有序、有据可查、有证可考。

    对比国内，杨红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知识产权问题、消费者权益问题，确实到了迫切需要重视的时候。“父亲希望把打假的事情做得彻底，认证和出版具有权威性的《杨之光传世作品全集》，无疑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这是为自己的作品补办‘出生证’。”

    赝品不会因此减少？

    在刘建业看来，无论是哪些单位或个体，无论是以哪种模式对艺术品做鉴证备案，都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不过，出版权威性的传世作品全集，对艺术家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考验。杨红说：“整个鉴证备案过程比较繁复琐碎，艺术家要有很大的决心、耐心和恒心，才能将这件事办好。”因此，到底会有多少艺术家愿意参与，不好说。刘建业也表示，主持古文物方面的鉴证备案，则需要专家非常认真、慎重，否则带着私心指鹿为马、鱼目混珠，给后人留下的就是无穷的麻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起草人之一、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王凤海看来，鉴证备案无论以什么样的模式进行，如果只是个人行为和机构行为，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推广的意义并不大。“艺术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做就做，不想做也没什么。专家的鉴定著录有参考价值但不能作为判定依据。艺术品市场不会因为作品备了案，流传有序了，赝品就会减少，因为当前中国艺术品市场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诚信体系的不完善，人心太过浮躁。如果国家建立起对赝品的问责制度，比如说，齐白石的一张作品以五十万元的价格卖出，后被买家证明为伪作，那卖方必须承担什么样的相应责任，这样的法规对于净化市场的作用，恐怕比给每张作品做真伪鉴定要来得更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