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亦杨：灾难之后如何进行心灵救赎—欧洲反形式主义艺术

康斯坦特的《我们之后，自由》1949 布面油画
139.5 x 106.6 cm，伦敦泰特美术馆

荷兰艺术家康斯坦特的《致我们，自由》（To Us, Liberty，1949）, 展现了眼镜蛇团体的创造性的自由。他突出使用红色,白色和蓝色，令人想起法国象征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三色旗，和革命的观念。几年后, 在眼镜蛇团体的解散之后,  他把这幅画的题目改成《在我们之后，自由》表达了对理想的执著。

从战后到1960年代，约恩一直是艺术界反形式、反文化运动的主力。他经常用随意涂抹的形象去颠覆宏大主题。1954年，约恩创作了油画《假笑》（The Fake Laughter tragic-comic image），通过描绘姿态古怪的、半明半暗、半悲半喜、跪着的双面人形象，揭示虚假的、扭曲的社会现实，和真实人格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隐喻平凡人生悲喜剧，反讽英雄主义的历史叙事。

约恩《假笑》布面油画，1954
 眼镜蛇现代艺术博物馆，荷兰阿姆斯特尔芬

约恩《不安的丑小鸭》1959
布面油画更改 53 x 64.5cm
丹麦希尔克堡，约恩博物馆

《不安的丑小鸭》（Ugly Duckling，1959）是约恩的“更改” 系列之一，题目暗示着一种“特立独行”的不协调。约恩更改了一张平庸的二手油画， 用儿童涂鸦的方式向商业艺术进行挑衅。艺术家希望把创作当作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力，反对精英化的资本主义艺术形式 。约恩赞同情境主义哲学家德波的观点，为了不被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景观社会表象所吞没，前卫艺术必须批判和否定。20世纪50年代，在眼镜蛇群体解散后，阿佩尔、约恩、康斯坦特等人都加入到政治上更加激进的艺术团体“情景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之中。他们的思想对后来英美60、70年代盛行的嬉皮士文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战后的反形式主义艺术是欧洲战后反主流文化、前卫思潮的一部分，尽管在技法上与同时代纽约的抽象表现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是更具有社会、政治批评性。反形式主义艺术家继承了浪漫主义以来艺术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并结合了弗洛伊德的心理疗伤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意识， 以存在主义的内省方式， 剖析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虚伪性。他们反对唯美的表象，揭示了深藏于艺术形式背后，不可见的观念之美，这是灾难之后的最好的心灵救赎。

原载《世界美术》2019年第4期

引用注释：
1、转引自Frances Morris，Paris Post War, Art And Existentialism1945-55. 1993. Tate Gallery, Lodon,18.
2、参见Sartre, JP.Essays in Existentialism.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93.
3、参见邵亦杨，“形式和反形式”，《穿越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9-58.
4、转引自Frances Morris. Paris Post War, Art And Existentialism 1945-55. 1993，181
5、See “Trente Quatre Letter de Jean Dubuffet à Jean Paulhan”,item 114, undated (summer, 1946), in Jean Paulhan à travers ses peintres, 1974,98-9.
6、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s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of Reason,1961/1982,288-9,
7、Jean-Paul Sartre,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 1997 reprint.，26
8、Antonin Artaud. Paris Post War, Art and Existentialism 1945-55, 1993.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