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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艺术呈现——周吉荣天文主题版画创作的视野
时间：2023年12月12日 作者：杨山河 来源：媒介之眼
从《古观象台》（2012年始）到《中国天眼》（2019）再到《载梦之舟》（2021），周吉荣的科技题材主题性版画创作跨越了前后近十年的历程。三个大型版画创作项目形成了前后相关联的天文三部曲，并成为当下版画创作中时代主题叙事的鲜明样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吉荣就借助影像介入丝网版画创作的细腻方法，透过北京城的胡同街景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纪末情感。塞尔维亚艺术评论家米罗斯拉夫·萨蓬济奇（Miroslav Sapundzic）认为，胡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不仅表现了空间与时间的关系，也呈现了他们对于这片土地上孕育的文化的珍惜和爱护。历史现场与时代坐标的拉锯与张力，始终是周吉荣作为艺术主体表达的重要维度。这种文化关切在其三部曲的版画作品中，转化成为国人仰望星空的历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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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观象台》（草图） 周吉荣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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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观象台 丝网版画 440x270cm 周吉荣 2016
一、视角与时空：历史、当下与未来
回顾周吉荣早期的《城市》系列版画作品，就会发现画面的视角似乎有着能将观者“揽入怀中”的感召力。到了《最后的纪念》系列作品，视角与人称发生了微妙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景观》系列作品中越发强烈：艺术家以“新客观主义”式的构图构筑起了对历史建筑不加过分修辞的图像符号景观，并使观者抽离历史瞬间的当下，试图在时代的进程中寻找坐标。在艺术家版画创作生涯的多个阶段中，摄影媒介带来的机械视角都作为其表达图像现实之下的重要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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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贵州平塘射电望远镜》（草图）周吉荣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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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眼 236x294cm 版画 周吉荣 2019
在天文三部曲的创作中，我们能发现视角与人称带来的图像背后的时空观念的语法变化。作为“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项目的大型丝网版画作品《北京古观象台》（图1），再现了距今坐落已逾五百年历史的古代观象台的古老仪器，若站在长4.4米、高2.7米的巨幅画作面前，除了身临其境般的惊叹之外，观者似乎不太容易注意到艺术家为画面远端遥远的透视灭点精心搭建的单点透视结构，但我们的肉眼会被精密安排、逐步退后的仪器序列引向画面的远端，在黄道光闪烁的瞬间光韵中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似乎在这一刻，斑驳的历史仪器成为时空流转的见证，而关于遥远历史的想象被交还给观者。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中国天眼》（图2）版画创作历时两年圆满完成，这件作品是周吉荣继《北京古观象台》之后参与的又一件国家重大题材美术项目。笔者发现，作品《中国天眼》的图像视角发生了变化。实际上，身处群山围绕的贵州喀斯特地貌中，想要将拥有五百米直径的射电望远镜尽收眼底，是观者的肉眼与身体难以同时做到的事情。通过3D数字建模技术，作品展现了天眼的理想状态。通过艺术家的主观处理，天眼的图像超越了一般自然视角下的肉眼感官，升华成在西南秘境中发出银灰色光辉的中国当代科技文化符号。
三个阶段作品题材的历史现实不断向当代的时空坐标靠近进而指向未来，视角作为一种隐喻，随着表达对象的符号化渐渐转为画面上多个空间次元的展现，从三维场景转向了多维度的画面表达。在2021年完成的《载梦之舟——中国新的科技成果》（图3）作品中，除了巨大尺幅的视觉张力之外，稳定恒常的横构图，变为充满未来感与生命力的竖立式构图。此外，观者的视角已经被置于广袤的宇宙之中，从画面底端的海面往上看去，远望七号、X射线天文卫星与嫦娥五号仿佛被编织进二进制符号与芯片科技所引领未来科学宇宙中，同时具有了向上的生命力与遥远深邃感的双重向量，宏观与微观景观被多点透视统摄于一体，给与了画面从视觉到主题表达的一致性。三部曲画面的视角进程，展现了艺术家对现实题材的时代关怀，从人的肉眼视角到宇宙图景，周吉荣天文三部曲的版画创作串联起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科技史观，分别构建了中华文明的天文科技成就在历史视域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坐标系。
“仪器”是三部曲中的重要表现对象，我们能感受到纪念碑式图像的精确、质朴与严肃。此外，通过不同视角的置入，画面背景的宇宙空间成为凝固特定时间的场域，使仪器得以精确构筑中国天文史与科技发展史的图像志。总体而言，周吉荣通过三部曲的创作历程，将天文主题置入宏大时空观的历史流变之中：过去中国古人对星空的仰望、当代中国人与科技发展的见证，以及中华民族对未来宇宙科学探索的愿望都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中得到向心式延续。
二、新面貌：数字媒介介入版画创作的实践
周吉荣最早接触丝网版画的时候，就认识到新技术、新媒介、新材料对版画艺术发展的重要作用。2004年周吉荣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创立第二工作室以来，其教学的主导思想就是将版画看作一种超越固定门类的艺术媒介。纵观其创作媒介手段的发展路径，周吉荣对版画的制版过程、印刷承载物的边界都进行了广泛而成功的探索，三部曲主题性创作，恰逢周吉荣对计算机数字技术如何介入版画本体创作进行深入思考的阶段。在三部曲的主题创作中，数字技术的运用越发显得醇熟，这对数字媒体时代版画本体如何自洽无疑给出了一种具有信服力的回应。
在《北京古观象台》中，艺术家就通过电脑软件处理大量的摄影素材，通过数字软件专色分版与手工丝网套印，超过近百余版的局部套印依然能够将图像精准呈现，这显现出丝网版画借助数字技术制版的精确性与强大的延伸能力。安迪·沃霍尔与劳森伯格的图像挪用手法已成为艺术史中的经典，借助摄影图像创作丝网版画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手段。而在《中国天眼》中，通过3D数字建模、渲染手段，进而在二维画面中进行再创作就成为一种具有实验性的动作。这无疑对艺术家的艺术判断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通过数字技术按原比例缩放建模的过程中，3D技术需呈现哪些必要的细节，这些细节又如何通过二次创作在二维画面空间关系中变得合理，都仰赖艺术家的艺术经验与审美水准。其次，在电脑中呈现的数字“拟像”，通过等比例的印刷过后，如何将客观细节与艺术审美创作再次进行平衡，又是需要艺术家不断考量且加以控制的。最终我们看到，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第一大填充口径射电望——“天眼”，通过全数字媒介的再创作，馈源塔的结构、4450块反射面板都在数字技术的精确与艺术创造的平衡中获得了统一。在作品《载梦之舟》中，数字技术的运用不仅是为了构造图像，数字本身的符码特征被显现出来，“0”和“1”组成的二进制语法对应了“科技兴国”的主题文本，迷宫式的抽象网格结构，具有数字技术自身指涉的意义，这使数字技术的图像表征之外，增补了技术语汇自身的阐释空间。
三、天文三部曲的科学思维与现实精神
版画以图像的方式记录了古今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从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到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所撰《新制仪像图》，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科学思维与现实主义精神对历史进程发展的重要性。个体现实经验的表达是周吉荣版画创作一以贯之的特征，而科学与理性思维一方面来源于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体悟，进而在艺术现场做出判断；另一方面来源于其在版画领域多年实践形成的创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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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梦之舟 草图 110x163cm 周吉荣 王霖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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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梦之舟--中国新的科技成果 周吉荣 王霖 360x240cm 2021年
天文三部曲主题创作的过程，充分体现了科学思维与现实精神对版画艺术实践的指导意义：首先是科学的工作方法，版画较强的工序性就对创作本身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果没有理性、有序的创作前期预设，面对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很可能就会自乱方寸。在处理《北京古观象台》和《载梦之舟》作品的空间关系时，就要考虑到丝网版画印刷的透明性与覆盖性特点，“层”作为丝网版画的重要概念和手段，对画面预设与印制过程中工序的合理性判断有极高的要求。在《天眼》版画的制作过程中，由于艺术家创造性地使用了“柔性感光凹版”的新技术，运用了多个版种的制版原理，在实施过程中，工序的合理设定就变得格外重要。其次，在表现天文科学的仪器时，为了表现出仪器本身的细节特征，艺术家对仪器的来龙去脉与既定主题的历史事实都做了详尽的考察与资料收集，对于仪器图像的把握也遵循其客观细节的真实性，在权衡其艺术效果的同时充分体现了自古以来版画的纪实特征，使得仪器的艺术表达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究。笔者认为，正是对科学与现实精神的追求，让天文三部曲在当下艺术与科技结合的跨学科艺术实践中，显示出独特的历史价值，并体现出艺术家参与国家大型主题创作的科学与严谨的治学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