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4巨头：栗宪庭、森达达、崔健、张元

　　《中国月刊》1997年推选出“中国当代文化四巨头：栗宪庭(艺评家)、森达达(艺术家)、崔健(摇滚歌手)、张元(独立制片人)”

　　2014年1月7日，突然传出崔健欲唱春晚、献媚极权的丑闻(《央视春晚昨日第四次节目审查，崔健将亮相春晚》新华网2014年01月07日);这与之前的美国球星罗德慢朝鲜极权生日献唱丑闻如出一辙。后又传出崔健可能出局春晚的消息;最终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崔健倒了!丑闻一出，社会哗然。新浪网友“有雨天自凉”说：〝一种是政府为了呈现一种开明形象，他们找了一个‘敏感人物’拉进春晚队伍，即使不是崔健，这种策略一直在使用;这20多年政府一直在告诉大家，只要你不跟政府作对，我们是网开一面的...另外崔健上春晚，也显示中国的摇滚、包括当代艺术都失去了反叛性。”

　　当代艺术都失去了反叛性?

　　何为当代艺术?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泛指8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艺术生态中具革命性的艺术符号(当时在中国被称为“现代主义”)

　　1979年随着“星星画会”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萌动。但就当代艺术准则来说，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星星画会”仍很稚嫩、不成孰;今天看来大抵是一些仍停留在架上的小行画。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一周年——全国美术工作者会议暨美术成就展”在南京举行。“…送展作品大部份为歌功颂德的革命题材作品;…也有一小部份的送展作品为风景山水画及反映当时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生活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全场皆为小行画。但有一件作品是具‘现代主义’表征的，就是森达达送展的《死亡的太阳(一车块状蜂窝煤灰)》的现成品作品;这件作品当时不被任何人接受，5月20日上午展览开幕不久即被当垃圾清理掉。为表抗议在下午的政协大礼堂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森达达抓住机会登台即兴发表了《艺术不是政治的传声筒》的演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早已过时，不仅斥责那些仍坚持革命方针的老人党们为花岗岩脑袋，同时也宣告了在青年人中的非理性自我表达的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崛起。这无疑是给会议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摘自《率先吹响“85美术新潮”号角的人》)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南京5●20(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奠定了森达达中国当代艺术鼻祖的地位。

　　如果说80年代初的家喻户晓的张行的吉它演唱过于柔和，归于流行歌曲的话;到了1986年5月9日这一天，一个抱着吉它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小痞子”，混进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百名歌星演唱会”的舞台。他是以一首“很具民族风格的新歌”为幌子，通过审查的。但当他扯开嗓门倾泻出的却是他的《一无所有》。一种呐喊着的全新的演唱风格的突然来袭，把全场都震惊了。这人便是崔健。因此说崔健是中国摇滚的鼻祖是不为过的。

　　80年代末，在地方电视台工作的吴文光开始用磁带摄像机零星拍摄一些生活片断。90年代初，张元自筹资金，用电影胶片拍摄了《北京杂种》并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因此张元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独立制片人。

　　栗宪庭是因为利用当时80年代中国仅有的专业报刊《美术》及《中国美术报》，推介“星星画会” 及“85美术新潮”而受到圈内艺术家所推崇的。关于“教父”的说法，并非90年代后的那位美国学者的发明，而是在80年代中期以柴小刚为代表的与栗宪庭关系密切的艺术家们私下里就尊栗宪庭为“教父”了。至于目前社会上人们纷纷指责栗宪庭90年代推介的王、方等“伪艺术家”是“推错人了”;这只能说是历史的悲剧，与栗本人是无关的。因为90年代是文化断裂期;屠城之后，真艺术家要么去国要么遁世，剩下的当然是伪艺术家了;巧夫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

　　也正基于以上历史史实，90年代的《环球青年》、《中国月刊》等许多媒体不约而同地将“栗宪庭(艺评家)、森达达(艺术家)、崔健(摇滚歌手)、张元(独立制片人)”推选为“中国当代文化四巨头”。

　　这中国当代艺术“四巨头”中，张元率先倒下。2000年1月19日，张元的《过年回家》首映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青年宫举行，这被说成是张元在被封杀数十年之后“浮出水面”的标志。影片播完，张元领众演员台上亮相，并接受嘉宾及媒体提问。在数位提问者发言之后(都是一些庆祝张元“浮出水面”的贺词及影片拍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之类的小问题)，当话筒传到森达达手里时，森达达说：“张元是以《北京杂种》而崛起的，我一直不认为《北京杂种》有政治问题。艺术是超越政治的，它针对的不是某一个政党，而是针对社会的。今天看了这部影片，我感到很失望。我看张元是沉不住气了，这到底是从水底浮出水面呢，还是从水面沉到了水底?”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包括《北京青年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说是一位外国人(媒体对森达达的误认)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将张元的《过年回家》的首映发布会推向了高潮;接下来更多的媒体便直接说：张元倒下了!而在这之后，民间更是流传着张元被当局收买的消息，说是收了1500万元的封口费;这虽无确凿证据证实，但张元接受北京市委宣传部门邀请，翻拍了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江姐》，却是事实。

　　如果仅仅认为森达达只是一位向张元掷板砖者，那就大错特错了。森这次之所以如此愤怒，是有更深的不为人知的历史原由的。实际上早在1985年，徐一晖和森达达就在策划拍摄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南京痞子》了(也许是受《美国往事》等影片的影响)。当时森达达就给影片定了规则;如“低成本小制作、纪录片风格拍摄、不用专业演员、不配音(声音均来自现场)、不用三角架、长镜头的应用、多选择雨天拍摄、影片主调沉重而颓废，予示世界末日将至”。1986年徐一晖曾通过关系将南京电视台的摄像机借出拍摄了一些片断，这件事后来被台里领导知道，当事人被处理后，机器就再也无法借出了，因此拍摄的工作就一直搁置着。1987年森达达到小西天的北京电影学院找张元，希望其能协助完成《南京痞子》的拍摄工作，但那时作为学生的张元，无力借出机器来。90年代初，张元碰上崔健，各集资10万元，用胶片开始了《北京杂种》的拍摄。这部影片完成后多次获得国际大奖。中国当局一直不承认“非法电影(地下电影)”的存在，因此每次官方代表团欲参加某国际电影节前总是先问有没有“非法电影”参展。最著名的是那次东京国际电影节，中方得知没有“非法电影”参展，于是30多人的代表团出动了，低达东京国际机场后，发现节目单上排第一的就是《北京杂种》。中方为表抗议当即全团撤回北京，只留下团长及俩名助手。该团长找到电影节主席说：“我们三番五次问你们有没有非法电影参展，你们都说没有。现在看这节目单，这不是欺骗吗?”对方回答说：“全世界每个人都有创作权利，都是合法的，我们没有欺骗。”团长指着对方鼻子骂道：“你一个小小电影节主席，欺骗就是欺骗了，还敢抵赖。你不知道我们是代表中国政府吗?”对方亦被激怒，拍着桌子说：“这里是东京，不是北京!你中国政府又怎样?能把我吃掉?大不了以后我不去北京了，即便我去，大不了你在我喝水杯里投放毒药，你还能怎样?”这位高官(团长)在东京碰壁后回到北京，通过新华社发出通稿：任何单位都不得将机器及胶片出售或出租给张元，任何人都不得为其拍摄电影提供任何条件。并派出多人24小时守候在张元住处，实施盯梢跟踪。

　　《南京痞子》虽然流产，但森达达看到了张元的《北京杂种》的问世，还是很高兴的。也就是在张元被打压期间，森达达四处奔走游说，给法广、BBC、美广、TIME等国际媒体提供一手关于张元的文稿。张元的“二十一世纪世界百名青年精神领袖”的称号亦是在森达达与TIME的高管互动的背景下获得的。森的这一切的帮助和支持，张元本人又何曾知晓?

　　关于艾未未，目前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艾未未是因接了2008年奥运鸟巢的设计工作之后而崛起的新秀。但艺术圈内都知道艾未未实际上是一位老牌艺术家。他曾是“星星画会”成员，但那时年龄最小，不具话语权;加之离开中国多年，因此就不在人们视线之中。到了2008年，随着中国第三次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艾未未异军崛起。其主动投入社会实验之中，如参予四川豆腐渣工程的调查，发布死难学生名单;以及支持**行动等。因此激怒四川及上海当局;其在四川被打至重伤，上海的工作室亦遭强拆。更令世界震惊的是2011年北京首都机场艾未未的突然失踪，81天中全球各大媒体每天不停地狂轰滥炸的报道，促使艾未未成为了2011年度的全球最知名的新闻人物。

　　综上所述，张元倒了，崔健也倒了;森达达、艾未未尚在，人类的抗争精神尚在;中国当代艺术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