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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周轶君：女性是一种处境
时间：2023年05月05日 作者：理想的编辑部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05
激进还是保守？
周轶君：在网络上，有一些保守还是激进、温和还是激进的女权的对立，如何看待这样的内部分化，必须要激进吗？怎样的女性主义讨论是更有意义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推动女性主义的进步？
戴锦华：这个问题是个陷阱，因为我确实没有办法做出选择说哪个是正确的女性主义。我可以明确做出选择的是，我不认同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完全无助于我们改变越来越暴力的世界。取消文化可以惩戒我们中间的某些不纯洁者，但是无助于改变对我们造成压迫、迫害的权力结构，这是我自己可以明确地表述的，而其他的我很难做出选择。
我在第三世界研究的过程当中，从拉美的反抗者那里学到最宝贵的一课，对我的个人生命也有极大帮助的一课，叫拒绝悲情，拒绝悲情政治。在历史传统当中通常是右翼的乡愁、左翼的悲情。右翼总说天堂沦落了，田园都被摧毁了，以前的岁月多么好，最典型的一句话叫做“没有经历过革命以前岁月的人，哪知道什么是生活的甜蜜”。而左翼的悲情就是，总是满腔悲愤地指出压迫者、资本家、权势者他们是多么的不义，多么的邪恶，他们多少暴行，以至我们的正义不言自明了。
而近年来则变成了左翼的乡愁、右翼的悲情，这个反转非常有意思。左翼提那些曾经有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好年代；右翼说你看看这个世界，这些穷人、这些少数族群、这些新移民、这些女人，他们多么猖狂、多么邪恶，他们摧毁了我们世界的秩序和优雅。
无论怎样变化，我从拉美的反抗者那里学到的是拒绝悲情。对我来说，拒绝悲情政治意味着两条：第一条就是历数迫害者、压迫者的不义，无助于建立自己的正义。敌手的不义不能使你自己的正义不言自明，你要去思考你的正义，你要明确地大声地说出我要什么，我如何去实现我渴望的目标。另外一个层次，不让敌手的不义变成一种内在的伤害我、摧毁我的力量，相反我尽可能地把他们事实上做出的这种伤害，从我的身体里移出去，保持一个饱满的、快乐的、建设的、建构的生命状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能在大家不同的主张、不同的选择当中做出判断，但是我非常希望分享这样一种态度，这个问题不在于说激进、或者温和、或者保守，总的来说，激进和保守就像左翼和右翼一样，都是被具体的历史情境所规定的，而且他们都是一个相对关系，永远是在相对关系当中才能够确认的。对于激进派别来说，可能有更激进的激进派，因此他成了保守；对于保守派别来说，可能在他们内部会指认出一些激进分子，左与右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历史的结构的定义，这种命名本身就会成为标签或者污名化的一种手段。
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去使用我们今天已经赢得的这个空间，这个选择的可能和权利？如何问自己我要什么？如何在共同的性别和共同的命运之下相互扶助，携起手来？如何去挣脱内在的和外在的、很多时候更多的是内在的自我束缚？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有资格回答什么是女性主义，每个人都可以去实践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对我不是一种“主义”，它是我生命当中一个最有力量的支撑，同时它也是我思考和观察所有问题的时候最内在的角度。一般来说我也对性别议题的讨论高悬免战牌，不是因为我担心这个问题敏感，或者这个问题可能引发非议，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被抽象地抽离出来讨论。因为当女性是人类的一半的时候，所有跟性别相关的问题一定同时是人类的问题，一定是人类社会的问题，我们必须同时联系着阶级、性别、种族、年龄、地域、南北世界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差异和冲突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也同时是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
06
亲密关系
周轶君：有个年轻女孩提问，她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不太能安放自己。虽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是为什么如今我们依然很难获得特别长久的亲密关系？
戴锦华：这是我近年来思考的一个议题，就是亲密关系的缺失和对亲密关系的拒绝。在对文学、电影这些作品和社会场域的观察中，我发现整体来说我们好像越来越不需要亲密关系，或者说我们更多地表达出对亲密关系的拒绝。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还没有想清楚，还没有结论，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网络生存的结构性的结果。我们觉得自己可以不需要他人，或者说我们可以隔着屏幕，满足于在网络中与他人的相遇。这样的生存的自足感或者封闭感，会造成我对与一个肉身的人、与一个同我一样的个体和主体相遇感到麻烦或恐惧，这是网络生存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几乎生活在屏幕上面，我们把屏幕当作我们与他人、我们与世界、我们与一切的界面的时候，其实它在结构性地召唤一种自恋文化。就像一度覆盖全球的自拍文化，你在任何美丽的、奇特的空间和关键性的时刻，都能看到人们举着手机，但是他们一定背对着美景，面朝着虚空，45°角灿烂微笑。你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而且我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被驱逐过，“你入画了，赶快走”。
这种无穷无尽的自拍，使我们把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当作个人的背景图，甚至不想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它，只想让它成为我们形象的衬景。整个网络和屏幕养成我们所有的看，不是望出去，而是看回来。就是所谓拉康心理学说的，什么叫凝视？我是被看的，我是一幅图画，当我们凝视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象的是一个朝向自己的眼睛。
这样一种文化造成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是，我们无法接受亲密关系，我们想象亲密关系的唯一方式是想象另一个自己。最近太多的科幻小说，包括网文，经常会写：我有感情障碍，我不能和他建立亲密关系，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完美恋人，幸福无比，最后发现是一个机器人，而他所有的内核都是我自己，所以我才感到如此的无间与满足。
我最近在阅读一些临床精神病学者的著作，他们普遍观察到，当我们拒绝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享有自由和快乐，相反会产生忧郁症。各种各样的心理疾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忧郁症以每年7%—13%的速率增长，这么多的孩子对人生毫无意趣。
换句话说，从心理学、从社会学、从文艺的意义上说，我们需要他人，我们需要亲密关系。当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当我们拒绝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生病，或者说这个社会病了。而很多时候大家拒绝亲密关系是因为我们不想付出代价，因为好麻烦。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经历了经营亲密关系的过程，我们知道其中的艰难、辛酸、委屈、代价，但是我们也毕生地享有了亲密关系的支持和给予。而所谓的亲密关系绝不仅仅是爱情和婚姻，绝不仅仅是异性伴侣或者同性伴侣，它是非常广义的，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看到他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没有“他”，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他”。
最近我在重读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总体与无限》。列维纳斯作为一个刚刚经历大屠杀的犹太哲学家，他在讲一个和拉康完全不同的理论：我们望出去不是要望见自己，望出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张不同的脸，他跟你的不同是不可跨越的，是不可抹除的，是不可能用我的“我”吞噬你的这张脸所言说的“他”。而当我们看见这张脸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凝视，然后我们知道他，我们接受他，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由无数多的差异的“他”——我也是一个“他”——组成的时候，一种社会性的丰富和丰盈，可以战胜我们个体的孤独和弱小。
所以对我来说，亲密关系既是当下文化的和社会的具体的表象，也是我们如何回应现代文明和世界性危机的问题，这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而且也只有我们每个人去做的时候，这个问题也许才能够有一点点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