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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间去：乡村建设及艺术参与的起源
时间：2023年07月10日 作者：盛葳 来源：艺术与社会研究
21世纪以来，乡村建设（以下简称“乡建”）及艺术参与其中的案例层出不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但审视当代，却无法回避一段既长且短的历史：中华平民教育总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河北定县的乡建实验。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平教会定县乡建运动在国内外均极有影响，以至于其主要负责人晏阳初与爱因斯坦等同台荣获“现代科学先锋人物”（Modern Pioneer in Science）奖项[1]，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亲自接见晏阳初，与其保持通信，并从经济和舆论上予以支持[2]。定县乡建实验不仅在当时备受瞩目，也为后来者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在定县的十余年时间内，不仅晏阳初本人为之呕心沥血，在他背后，还有众多不同背景和学科的参与者、记录者 和对话者。他们的工作及其之间的交往互动，让我们能够比较立体的还原“艺术”如何介入、再现和回馈定县乡建实验的现场，并思考其成败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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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瓦萨学院院长和科西乌斯科基金会基金会主席
亨利.诺布尔.麦克拉肯博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
哈佛大学天文台主任哈洛.沙普利博士、晏阳初博士，
“现代科学先锋人物”颁奖仪式，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
194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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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在为李景汉所著《定县社会调查概况》（1933）一书所撰序言中专门致谢了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甘博不仅仅是一位社会学家，也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摄影家。20世纪80年代，其孙女在一个盒子里发现了他在中国拍摄的1万余张照片，时间覆盖1917年至1930年代初期。这批数量巨大的摄影作品不仅比较全面深入的记录了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也生动的再现了许多平教会和平教会在定县的试验现场。甘博和他的镜头与平教会的相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晏阳初和定县平教运动的视角。甘博1890年出生于美国，1908年高中毕业后，第一次随父母到中国旅行，由此对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度发生兴趣。1912年，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随后在伯克利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1917年毕业以后，先后3次到中国从事社会调查研究。
1917年，甘博第二次来华后，以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雇员身份，开始在北京开展社会调查。青年会于1844年在伦敦创建，19世纪中期开始在北美广泛发展。基于北美协会，中国的青年会在19世纪末始建，随后逐渐在北京、上海、天津、福州、杭州等地开设分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青年会开始由初期单纯的宣教组织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服务团体，倡导人的德、智、体、群（spiritual, mental, physical, social）“四育”和全面发展。甘博在青年会的工作不带薪水，因为他经济上有保障，其祖父是宝洁公司的创始人，家底殷实，但他对中国的社会研究却极为用心，并拍摄了很多带有社会调查性质的照片，譬如五四运动中的学生游行，孙中山在北京的葬礼，外国寄宿学校，孤儿院、幼儿园、养老院，青楼、监狱、作坊、公厕，乞丐、农民、商贩、黄包车夫……内容极为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但又都具有一个统摄性的社会研究视角。
他在1921年出版的《北京：社会调查》一书中，主要调查了北京的下层阶级，包括他们的工资、消费和日常生活等内容。为撰写该作，他在北京的社会调查得到了青年会同事步济时（John S. Burgess, 1883-1949）的帮助。步济时同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来华后参与了另一位传教士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 1876-1962）所创办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建立[3]。作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开创者，他所在的燕大社会学系独树一帜、实力雄厚，不仅聘请了众多名师，还培养了费孝通等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中坚的学生。由于这种密切关系，甘博在随后的社会调查中结识了从珀玛拿大学和加州大学毕业后回燕大任教的社会学家李景汉，并得到他在工作上的协助。同时，李景汉回国后还与初创平教会的晏阳初联系密切，甘博与晏阳初也因此开始熟络。
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1907年入读成都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中学，1909年入读香港圣士提反书院，1913年转入香港圣保禄学校，1916年赴美留学，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4]，与甘博是校友。20年代中期与晏阳初相识的甘博陆续拍摄下他的“平教史”。在一张晏阳初于1929年刚举家迁往定县时的家庭合影中，包括了他本人、妻子、3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在内的全部家人。晏阳初夫人许雅丽是美籍华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其母亲是荷兰人或爱尔兰人，父亲许芹是广州台山人，从中国去美国后加入长老会，在美籍华人聚集区传教，并与许雅丽的母亲在传教工作中相识。在晏阳初的成长、求学、婚姻和后来工作的各个方面，新教（尤其是青年会）的影响无处不在，这对他平教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海外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也让现代民主观念和社会改革理想在他心中扎根，让他的平民教育有了现实的参照和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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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博，晏阳初先生和他的家人，
摄影，1931-1932，河北定县，杜克大学图书馆藏
在当时的背景下，宗教情怀和社会改革并不矛盾，相反，它们之间不但联系密切，而且目标一致。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基督教社会运动开始在北美兴盛，与传统教派思想着重个人救赎不同，以社会福音为代表的新宗教理念强调社会参与。福音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不仅是灵性精神的，也是社会现实的。因此，通过对社会的积极介入和引领，促进社会正义和道德秩序的形成，重建上帝之国和基督世界失去的社会理想，成为这一新宗教运动的目标。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关心时代的发展和需要，强调参与、对话和合作，对失业、贫穷、犯罪、童工、福利、工运等议题的关注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些激进的社会福音运动支持者甚至也不排斥社会主义，甘博熟悉并记录的牧师舍伍德.艾迪（Sherwood Eddy , 1871–1963）便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ist）。社会改良宗教观念的形成与世纪之交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密切相关，社会福音思想既产生于这一时代语境，同时也反过来促进社会现实的现代化改革，青年会受其影响尤盛。
从北美到中国，甘博和晏阳初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最初都源于这一共同的二元背景。在甘博看来，新的基督教原则不仅应该“应用于人民的社会生活这一重大领域”，而且还应该“与中国的社会需要联系起来”。然而，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尽管“（新文化运动中）‘社会重建’这个词可能是当今中国年轻人中最流行的一个词……但是，他们的活动大多是坐而论道而非实际参与，改变中国的思想生活而非制定一个可操作的计划。”[5]正是因此，甘博展开了对北京社会生活的系统调查，以便为进一步的社会服务工作提供依据。同样，晏阳初也更加重视实际行动，而不是纸上谈兵。早在1918年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晏阳初便被青年会派驻法国，服务于一战中北洋政府遣法的中国军夫。正是在这里，他开启了后来平教运动的最初事业，开发出扫盲识字系统的基础教程，并在青年会的资助下创办《华工周报》（1919）。1920年，晏阳初学成回国，旋即在上海青年会智育部下开设平民教育科，随后则在长沙继续开展平教工作，其间，毛泽东曾在那里担任过义务教员。
1923年，晏阳初在北京创立中华平民教育会，并担任总干事，1926年起在河北定县开始较系统的开展平教运动，其基础思想“唤醒民众”、“人的改造”，以及平教会的口号“除文盲，作新民”都蕴含着社会福音和现代民主的双重改革意味。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思潮，这与当时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未来期待与努力方向基本一致；但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实践，晏阳初的方案最终直向了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农民。根据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平教会针对“四病”：愚、穷、弱、私，设计了四种教育模式，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晏阳初和平教会极为注重人才，不断为每一种教育寻找相应的专家。这些专家不但需要专业地完成教育任务，而且也需要设计科学、合理的制度。譬如卫生教育中的赤脚医生、计划生育、（村镇县）三级分级诊疗等卫生制度，都显示出相当的前瞻性，甚至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文艺教育也是如此，美术是其中最主要的类型之一。晏阳初在不同时间和语境下，曾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美术教育”，譬如艺术教育、图画教育，或者直观教育，但基本含义相当。晏阳初的文字很多都辅以英文，“直观教育”在他的英文文本中即对应“Visual Education”（视觉教育）。甚至在20年代初平教会尚未成立，他仍在长沙进行平教实验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美术的重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广泛应用：“可用图画的课，皆用图画”（1922）[6]，“在用课本之前，先用图画”（1923）[7]。在定县的乡建运动全面开展后，他邀请了艺术家郑锦来主持“直观教育科”的工作。郑锦188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1896年随姐姐到日本，1897年左右开始学习绘画，后入东京美术学校、京都市立工艺美术学校、京都市立美术绘画专门学校等校学习西洋画和日本画。在日期间，郑锦曾拜入梁启超门下，并与在日同盟会人士结交。1914年，郑锦应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邀请回北平，在多所高校和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前身）任职。
1918年，按照教育部的指示，郑锦筹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之一）。1924年，郑锦去职后，开始对农业发生兴趣，并在这段时间认识了晏阳初。1927年，受晏阳初邀请，郑锦举家迁往定县，领导平教运动的美术工作，直到1937年河北沦陷。作为独立的画家，郑锦曾经画过很多美人图，也以美人图闻名，但他也画过一些关于平民题材的艺术作品，譬如表现一位牵着毛驴老农的《日暮途远》。郑锦毫无疑问是一位美术方面的“专家”，然而，他在定县的工作范围却极为广泛。按照晏阳初记述，“色彩和具有想象的绘画”是一种最为有效的“表现思想感情的媒体”，但定县艺术家仍“以其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图解式的工作”[8]，而不是今天意义上专门的，以创作为目的的美术教育。在这些“图解式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绘制教学用的书籍插图、现场挂图和幻灯片。郑锦及其同事所绘制的这些图像涉及许多完全不同领域的教育，其功能主要是辅助学习文字和理解内容，效果令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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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锦，日暮途远，绢本设色，117.5cm×202.5cm，1916
以平教会定县实验培养基层教师教授识字课为例：
我们拿来四本阅读教材中的第一本书，像这个老师给他的学生上课那样，给他上第一堂课。每一堂课有三个主要部分：图画、阅读练习和生字练习。首先我们开始谈论书中的图画：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眼睛能看见东西吗？”
“不能，他是个睁眼瞎子。”
“这个睁眼瞎子拿着的是一封信，还是一碗饭？”
“是一封信。”
“他想干什么？”
“他想让眼睛看得见的人帮他读这封信。”
但是他们都不会读信，因为他们两都是睁眼瞎子。有眼睛看不见东西的人是盲人，但有眼不识字的人也是盲人。两个人的生活是痛苦的。”请看这些图的意思是指“盲人”和“不识字的人”。而这些字的意思是：“有眼看不见东西的人是盲人，有眼不识字的人也是盲人，盲人的生活是痛苦的，文盲的生活也是痛苦的。”我们给这个老师上的第一课就是我们整个教育计划的本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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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千字课本中的一课“瞎子”，
这一课是平民识字教育中关键的一课，在平民、市民、农民、士兵识字课本中都有编入，
但针对不同的对象，画面人物形象有所调整。
这一课是平民识字教育中关键的一课，在平民、市民、农民、士兵识字课本中都有编入，
但针对不同的对象，画面人物形象有所调整。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士兵千字课》第一次第二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