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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守谦：中国画笔墨的现代困境
时间：2021年09月01日 作者：石守谦 来源：
董其昌《锡山烟霞图》
纸本水墨，97.2 x 48.9 cm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除了形式的意涵之外，笔墨亦因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而具有第二层次的社会性意涵。笔墨的发展自元代以降即已成为一种自具意识的行为，而其追求亦经常要求与传统产生契合，所企望的理想境界又极为幽微奥妙，因此对画家的学养、悟性与思辨能力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在此情况下，笔墨即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得以在各阶段之社会脉络中产生文化作用。这种作用尤其在16世纪以后商品经济逐步发展的环境中，显得特别清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最明显地表现在旧有士庶之分界限的崩溃上。士庶之分原本的根源在于所谓“士”的精英阶层之能与统治者分享政治权力，而与一般民众产生一种上下位的区别。但是，这个历史悠久的社会阶层之分，到了16世纪后却产生了严重的混淆。此一方面是因为僧多粥少，大批士人无法进入政府工作，即使进入了也因无法适应日益复杂化的政治生态，纷纷受到挫折，无法分享政治权力，可说与传统士人的统治阶层性格产生了严重的脱节；另一方面则与其时（尤其在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关。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得受教育的人口快速增多，而且产生了文士商业化、商人文士化的现象，很实际地迫使原来的文士对其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重新厘清。[6]在进行这个重新定位的过程中，艺术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落实在品味的雅俗之辨的工作上。绘画的笔墨在此即成为新的雅俗之辨的依据。它的难度既日益提升，能拥有它的人数便受到严重的限制，而其作为标志着高雅社会身份的文化符号也愈为有效。这可以说是笔墨的第二层意涵。
笔墨形式的精神性与社会性意涵当然都是一种理想境界，并不意味着所有奉行者皆能达到。但是，能否达到此境界的问题并不妨碍对其之认同。事实上，正是因为它的难度极高，方能具有如宗教般的魅力，吸引一代又一代的画家前仆后继地追求。在此追求之中，目标何时可达经常倒变成次要的问题，过程本身却反为主要之关怀所在，而如何克服过程中的外在障碍，以及超越自我本身天赋资质的限制，遂成为首要之务。这便是为什么如董其昌的理论家们会一边强调“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一边又高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的道理。[7]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即是一种修炼的历程，其重点不只在于知识的获得，亦指向精神层次的提升。由这个角度来看，笔墨一事便又可与人格修养的历程相接通。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有个能与造化合一的“完人”典范之存在，笔墨的理想境界既在于与造化生命相呼应，其追求的历程遂亦可视之为趋向完美人格的努力。这便是笔墨论者一再将论述的路径归结到人品一事的理由。[8]而在此，笔墨也因而呈现了其第三层的人文精神上之意义。
石涛《山麓听泉图》
纸本水墨，222.5 × 72.8 cm
北京荣宝斋拍品
传统笔墨的内在意义及文化价值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形态中的产物。一旦这个生活形态受到冲击，它们的继续存在也就面临困境。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历经的内忧外患首先揭开了其近代动乱史的第一页。1911年的革命与国民政府的成立，并没有能终止中国的噩运，随之而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动荡，国际势力的侵夺则更加深了恶化的程度。国难当头使得被勉强推入现代的中国，一点看不出有任何乐观的前途。此时文化知识界的思想核心，可说完全聚焦在如何拯救国难的论题上。[9]旧有文化传统中如何进德修业、修身养性，追求天人合一人文典范之完成的目标，变得不仅不切实际，甚至显得迂腐不堪。中国画坛自明末以来尊奉了三百年的笔墨观，其内容既以参乎造化为核心，一旦陷入这国难的危机情境之中，便也显得无关紧要，退居边缘地位，丝毫不具时代的吸引力。
王翚《仿古山水图册》
纸本设色，22 x 33.8 cm
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此情况之中，笔墨之作为文雅社会身份之表征意义也陷入了困境。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历史上最激烈的阶级变迁，其中又以传统的文化精英阶层所受的冲击最为严酷。他们在新的政治体制之下，逐渐失去旧有的优势地位，不仅在参与统治阶层的管道上失去保障，经济力也因其特权身份的丧失而被大幅度地削弱。代之而起的是以往受尽歧视的商人阶级。在沿海的大城市中，新兴的商人阶级更是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在1905年，当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西方式的市政局时，全体38位代表之中即有20位具有商人背景。在1905年废科举之后，西方式的学校教育成为人才养成的新管道，而出洋留学更是晋身上层社会，获取高位的最有效途径。据1939年的全国名人录中所记，其中百分之七十一皆具有国外大学之学位。商人阶级以其较为优裕的经济能力，自然能为他们的子弟在此教育竞争中取得绝大的优势，逐渐取代了传统士绅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10]除此之外，上述的国难意识也促发了“实业救国”的论调，积极提倡以商业来提升国力，以与外国势力抗衡。商人阶级作为社会之主流遂在此取得了意识上的正当性。从现代早期中许多士人甚至转业投身商界的事实，[11]吾人亦可以具体感受到此种变迁大势之所趋。此时传统士人所曾力持的身份界限，也在新的社会情势之中日益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