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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钦珊：论现代艺术治疗兴起的思想背景
时间：2022年11月02日 作者：周钦珊 来源：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摘要：艺术治疗是20世纪中期新兴的一门心理疗愈专业，其理论构成和实践方法主要来源于艺术和心理学两大学科。艺术治疗本质上是一种人性化疗法，它的兴起不仅源于艺术和心理学的创造性结合，同时得益于20世纪前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积淀、原生艺术的问世、对精神病患者的艺术表征研究、道德疗法的倡导以及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冲击，这些看似溢出艺术治疗发展史的人文思想，为艺术治疗的萌发提供了扎实的观念基础和思想援助，也为其随后的发展和反思提供了学科意义上的背景参照。
关键词：艺术治疗；现代主义艺术；原生艺术；精神病艺术；道德疗法
*本文已刊发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或以下方电子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一
引言
艺术治疗（art therapy）是20世纪40—50年代兴起并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型心理疗法，正如其命名所传达的那样，艺术治疗是一门涉及艺术和心理医学的专业。它最早萌发于英美两国，随后被西方各发达国家所引进，并陆续在世界各地得到传播，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国家级艺术治疗联盟和协会已达四十余个，专业艺术治疗杂志也多达几十种，可见作为一门晚近兴起的专业，其发展势头十分迅猛。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治疗协会对艺术治疗的定义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就核心概念而言，并未超出英美两国创始协会最早提出的范畴。美国艺术治疗协会（Americ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AATA）对艺术治疗的定义是：把艺术创作应用于专业的治疗关系中，帮助那些经历创伤、病痛和磨难的人减轻精神症状、创伤体验和心理压力，也应用于那些寻求发展的人提高认知能力和感受艺术表达的乐趣。］英国艺术治疗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of Art Therapy, BAAT）对其定义是：以艺术作为基本交际模式的心理治疗方法，即当事人在艺术治疗师的陪伴下运用艺术材料，实现自我表达和反思，从而获得个人层面上的改变和进步的活动。］从定义的表述中不难看出，艺术治疗本质上是一种以陪伴和帮助为主要医患关系的人性化疗法。艺术治疗的主要对象是住院病人、智力发育不良的成年人和儿童、特殊学校学员以及其他患有精神和心理问题的个体，艺术治疗专业目前主要开设于医学院校和艺术院校。早期艺术治疗主要指绘画治疗，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艺术观念的变革，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和媒介被运用到治疗实践中，雕塑、摄影、行为艺术、虚拟艺术等如今也成为艺术治疗的新手段。
在艺术治疗的发展史中，往往将二战前后美国艺术教师玛格丽特·楠姆伯格 （Margaret Naumburg）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并首先将其运用于儿童艺术教育实践，以及英国画家亚德里安·希尔（Adrian Hill）从其自身的住院治疗经历中体会到艺术创作对身体康复能够带来好处并初步提出把“绘画应用于治疗”这两个事件视为现代艺术治疗的创始。［3］1-2然而，考察这一另类心理疗法萌发的时代背景则不难发现，它的兴起和发展决非仅由若干个艺术工作者的偶然实践和突发奇想所能够轻易促成的。二战结束后世界急需重建，灾难性后果修复、创伤的疗愈等成为人们急切寻求心理治疗方法的突破的动力。促使艺术治疗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并获得长足发展，还有着更深层次和多元的思想动因。
二
现代主义艺术实践与心灵救赎
艺术治疗作为一门借助艺术发挥作用的疗法，首当其冲必须回答 “艺术能够为内心世界做什么”的追问。尽管在文明史中艺术与身心的良好关系由来已久，但是，艺术真正被当作一种宣泄情感和抒发内心的手段却是较晚近的事情。艺术史告诉我们，艺术从服务于宗教、权贵和形而上学的理念到转向表达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和主观感受其实有着漫长的演变过程。重视内心世界及其冲突，赞美情感和感受性的艺术思潮为艺术界乃至普罗大众所接受要追溯到18世纪后期。“艺术具有自然的治愈能力”的艺术治疗信念与启蒙运动之后掀起的解放心灵、情感的现代主义艺术实践息息相关。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反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浪漫思潮兴起，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个性解放和崇拜感情抒发，追求个体独立的自由精神成为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运动的核心思想。欧洲画坛掀起了痴迷奇异梦幻的浪漫艺术风潮，梦境、神话、虚幻或诗歌中的场景被画家们直接描绘成肖像和风景，作者个人化的情绪替代了以往自然风光或历史场面中的理性和客观精神，亨利·福赛利（John Henry Fuseli）、弗朗西斯科·戈雅（Fraycisco de Goyay Lucientes）、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ck）等人是这股风潮的先驱，他们的作品奇异怪诞，极富戏剧化的视觉冲击力。泰奥多尔·籍里柯（Theodore Gericault）和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将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他们的作品将狂暴和激情发挥到了极致，《梅杜萨之筏》《希阿岛的屠杀》《自由引导人民》等杰作展现的宏大悲剧、灾难和煽动性成为浪漫主义艺术的精神纪念碑。浪漫主义时期的绘画题材从理性严肃转向了新奇多变的自然崇拜，对异国情调、神秘怪异、超自然性和病态事物的迷恋。艺术从对外部现实的描绘转向对内部的主观性和自我表达的关注，在随后的艺术发展中被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股更猛烈的情感主义艺术思潮——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诞生，爱德华·蒙克 (Edvard Munch)是这一情感主义的先驱，也是一名焦虑症患者。他的经典代表作“生命组画”以象征和隐喻的手法生动地刻画出生命不同时期的状态：青春与纯洁、衰老与忧愁、生与死、贪欲与繁殖等等，在组画中画家直接以情绪为名绘制了《忧郁》《嫉妒》《绝望》《分离》《焦躁》《觉醒》《呐喊》等作品，将内心的极度焦虑成功转化为具有视觉震撼效果的恐怖、发狂和病态，绘画对于蒙克而言就如一个情绪的载体，因此，他也被称为“心灵的现实主义”者。
表现主义艺术思潮中的野兽派(Fauvism)、桥社（Brücke）和青骑士社（Blaue Relter）也充斥着各种形态的个人主观精神。野兽派作品风格极度夸张变形，色彩鲜明，笔触强烈。桥社画家善于揭示当代生活极端平淡和令人不安的绝望，表现手法松弛、粗放、凌乱，与病态、敏感和不安情绪相对应。青骑士社画家热衷于表现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形式的观念问题。表现主义时期的作品所张扬的忧虑、恐惧和孤独也被视为19世纪末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文森特·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是表现主义思潮前夕的另一位著名艺术家，他的绘画大量运用高纯度对抗性互补色，笔触张扬扭曲,具有强烈的运动感。梵高的画作风格和人生故事是精神病学家热衷分析的个案。精神病历史中先后记载了梵高近三十个不同的诊断说法，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基于梵高曾出现幻听、幻视、被害妄想及攻击性行为等精神病性症状，诊断他患精神分裂症；美国精神医学家凯·贾米森(Kay Jamison)则考虑到梵高的疾病具有循环型气质、周期性发作、季节性加重和发病间歇性智力的情况，以及其家族中存有精神病史的可能，认定梵高患有至少包含重症抑郁和轻躁狂的双向情感障碍等等。梵高的故事是艺术史上最为人熟知的疯子和天才的典型案例，在他身上艺术创造和精神病的关系得到了确立。
20世纪30年代，关注主观精神和内在情感表达的艺术思潮，经由表现主义传递给了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超现实主义与达达主义（Dada）者在反传统和叛逆意识方面走得更远，他们拒绝约定俗成，倡导偶然和即兴，寻求以清醒的非理性突破各种束缚。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及其著作《梦的解析》成为超现实主义者追捧的创作指南。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作品充满超越视觉逻辑和认知逻辑的碎片：分裂的人体、畸形的物件以及多重交错的时空，他不断声称自己绘画的内容正是其本人的梦境。冷静的勒内·马格里特（René Franois Ghislain Magritte）则绘制了多幅与《梦的解析》同名的作品，其画作里图像与名字之间常常处于背离和否定的关系，让人联想到“梦的解析”中形象的伪装和另有所指的象征性。超现实主义者宣扬一种能够充分发挥精神力量的艺术方法论，认为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是源于内心难以抑制的需要，无意识的自动作用能够超越理性的监控。尽管，弗洛伊德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评价不高。然而，后者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构造的潜能的青睐，乃至狂热而刻意地发挥，却使它成为那个时期刺激社会变革和释放人类想象力的利器，并在艺术观念史上留下“超越感觉、超越理性实证的现实”的神奇效果。正如安德烈·布雷东（Andre Breton）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申明的，超现实主义颂扬无意识，把无意识当成摆脱理性约束的自由力量和艺术的源泉。现代主义艺术强调感官和情感的价值、张扬个性、宣泄情感并挖掘人的深层精神世界的艺术思潮，使得自由而具体的心灵生活成为艺术家勇于表现的内容，也为艺术何以能够通达内心世界展现了明确的实践方法。世俗观念中的丑陋、恐怖、死亡、病态、疯癫等种种精神困境诚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升华。艺术与内心世界的关系被史无前例地嫁接在一起，艺术也成为了创作者内心生活的投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埃米尔·左拉曾这样评价，艺术就如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人类的产物，是人的分泌物，它随人体、天气和习惯的变化，分泌物也随之而变化。艺术史学家杰拉尔丁·佩勒斯（Geraldine Pelles）也曾说，艺术风格从19世纪起具有了标志忠诚的职能：你可以从某人喜爱的绘画形式，猜出他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忠于谁，尽管你偶然会猜错。
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从对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叛到主动追寻超越现实和意识控制的乌托邦图景和艺术内涵，是艺术对自身的颠覆，也是主观感觉和体验对理性的挑战。现代主义艺术实践无疑也与 法兰克福学派寄望于审美乃至艺术的救赎观相契合。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认为，艺术的自律性和精神性使其具有与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现实保持距离的可能，艺术的自我否定和虚构、幻想同样展现出批判精神和乌托邦构建能力。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审美感知能够打破个体的惯性思维，摆脱“社会水泥”筑起的单向度，文学艺术对社会的疗愈功能在于它们具有生产新感性的能力。［10］53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社会的产物：工具理性、物化以及文化工业对人类精神可能产生的异化结局做出了诸多悲观预见，而艺术的自发性、虚构性、幻想性和追求独一无二的个性等特征在他们看来正是一条突破工具理性钳制、摆脱物化崇拜、打破单向度获得新感性的可能出路。审美之于社会幸福乃至个人精神层面的疗愈意义，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就已从普遍人性论的基础上指出。现代社会对人的自由本质的限制和压抑，将导致人的自然性格和道德性格的分裂，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失衡，席勒认为美是自由的显现，通过审美教育，感性和知性的冲突能够得以调和，人的天性的完整性得以恢复，人的完善终将促进社会的完善；美的艺术作为一种自由活动其游戏冲动（Spieltrieb）属性和假象特质具有平衡情感和理智、使人性趋于完善的可能。［11］席勒的艺术游戏中介理论，后来成为艺术治疗中的重要疗愈理论之一，精神分析取向派艺术治疗师把游戏的非真实性视为所有想象力活动的共同点，认为创造性游戏是联结梦和现实的桥梁；持“艺术即疗愈”的治疗取向派则把艺术游戏的过程视为整合和升华的过程。
简言之，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强化了人类对艺术表达主观心理世界的能力的认知和信赖，在推动美学观念变革的同时，也指出艺术创作触及深层次心理问题的形式和具有的心理治疗价值。现代艺术治疗的建立和发展 ，其实践主体都是以艺术家、艺术教师等艺术从业者为主导，如英国艺术治疗开拓者阿德里安·希尔、爱德华·亚当森（Edward Adamson）和美国开拓者玛格丽特·楠姆伯格、弗洛伦斯·凯恩（Florence Cane）等。现代主义艺术掀起的个性解放思潮和艺术实践方法，在艺术表达与内心世界之间确立起一种必然的因果或动力关系，至20世纪初期已深入艺术界的集体意识中。艺术展现主观精神的能力与精神分析学说、心理分析实践相结合，成为早期艺术治疗中心理动力取向疗法的理念和实践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