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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钦珊：论现代艺术治疗兴起的思想背景
时间：2022年11月02日 作者：周钦珊 来源：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五
道德疗法、反精神病学运动的精神遗产
18世纪后半期启蒙运动的科学思想遍及欧洲大陆，相关刊物的出版和流传越来越广泛。医生们频繁到海外交流和旅行，一种新的乐观主义席卷整个医学世界，精神病学在其中也分享到了同样的积极态度。像其他许多疾病一样，精神障碍开始被认为是可治疗的，疯人院开启了从监护性收容向 治疗性看护转变的漫长历程。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威廉·巴蒂（William Battie）是第一位主张机构照料对患者康复有好处的精神病医师，他指出疯狂不是简单的不受控制和不安的动物激情，精神障碍来源于物质的大脑和身体的功能障碍，而不是心智的内部运作；他对精神病院保守、强制和野蛮的羁押手段，拥挤的牢房和带着嘲讽目光的观光游客等提出严厉批评，并重新讨论精神紊乱的管理问题和提出一系列人性化管理的措施。文森佐·基亚鲁吉（Vincenzio Chiarugi）创建了最早的治疗性收容院，推行秩序管理和治疗运营，他强调收容院功能不单单要隔离精神病患，更重要的是要治疗他们。
飞利浦·皮内尔（Philippe Pinel）是倡导人道主义疗法的先驱，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向革命公社提出废除精神病院的镣铐制度，禁止虐待和歧视病人的不道德行为，并指出禁锢和限制自由不利于患者的康复。皮内尔最早提出理性、宽容的治疗理念，认为心理治疗和运动比放血、冷热刺激更具有治疗效果。他秉持医学真相是从临床经验中获得的理念，通过长期观察和缜密的统计分析，把精神障碍的分类简化为：忧郁症、躁狂症（疯狂症）、痴呆症和白痴症四种基本类型，为精神疾病的识别、治疗和预防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其著述为现代精神病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文本。皮内尔也被后人尊称为“现代精神医学之父”。皮内尔的学生让-艾蒂安·埃斯基罗尔（Jean-étienne Dominique Esquirol）将改革雄心落实到运营中，他倡导清理收容院，构筑治疗性共同体。治疗性共同体日后也被称为社会与社区精神病学。约翰·赖尔（Johann Christian Reil）是神经解剖学、内科医生同时也是启蒙运动中的博学大家，他在中欧也积极推行收容院改革和促进治疗性看护，并首次提出在收容院中修建剧院让患者观看戏剧表演接受视觉刺激的艺术熏陶观念。尽管他的许多设想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收容院中。然而，用艺术熏陶和视觉刺激作为疗法的大胆设想，开启了对精神病患者采取丰富的人性化疗法的规划。塞缪尔·图克（Samuel Tuke）的约克养护院也奉行关爱的政策，图克家族的关爱疗养法与巴蒂、皮内尔、赖尔等人所提倡的理性、宽容、仁慈等有着相同的人道主义信念，在历史上被称为道德疗法。至19世纪中期，收容院的看护政策、治疗取向和管理秩序在多位勇于践行人道主义精神的精神病医生的努力下实现了一系列改革，人性化的疗法在收容院中也得到初步建立。
19世纪末，随着神经症和精神失常的药物疗效的提升，精神医生们会见患者时，从原来的耐心倾听和关切安慰的心理取向疗法，变成几分钟的快速会诊，收容院有限的收治条件和数量暴增的患者人数使收治环境不断恶化，精神病院如集中营般的恐怖景象曝光在大众视野之下，引发人们的同情和强烈不满。多方面的因素交织起来不断发酵，最终演变成一次反精神病学的社会运动。20世纪中期起，左翼知识分子加入这场反权威的社会风潮，针对精神病的本质探论从医学转向了社会、政治和法律上，反精神病学运动发展成为对精神病学中生物学思潮的大规模抵制。1960年，著作《精神病的神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的出版成为这场运动兴起的标志性事件，该书畅销一时，激起极大的社会反响，作者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在书中坚称精神病是强加给生活有问题者的医学误解，精神病的观念毫无科学价值，对社会只有害处。伴随着这一否定的声音，精神病院禁闭患者的合法性也受到了质疑。同年，苏格兰精神分析师罗纳尔·莱恩（Ronald D. Laing）出版了《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掀起了又一阵质疑精神病学的波澜，莱恩指出精神分裂源于心理原因和成长环境的影响，例如病态家庭等，精神病是一种持续异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精神分裂代表着一种天赋和有创造力的意识状态，是对疯狂社会的理智反应。1961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疯癫与文明》极大地助长了这一反精神病学的情绪。福柯把精神病原因直接归结为18世纪的社会和文化的发明。同年，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实地调查著作《收容院》(Asylums)出版，对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冲击。戈夫曼将患者的封闭生活状况描述为一种社会性安排，进而对这种安排之下的生活进行批判，他说患者如同囚犯一样，从生活中被放逐，从而开始自我贬低、堕落、被羞辱和亵渎。1962年，小说《飞跃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的到来增添了公众和大学生对精神病院的愤慨。作者肯·凯西（Ken Kesey）在故事中描写了精神病院使用电击休克技术惩罚闹事的男主角，电击这一疗法的描述大大地加剧了人们对精神病院的残酷想象。《飞越疯人院》再次传达出精神病患者并非真的有病，他们只是离经叛道而已的信息。1966年，社会学家托马斯·舍夫（Thomas Scheff）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指出，精神病是既成秩序对偏常行为者的命名。当社会给一位破坏规则者贴上精神病的标签时，可以达到标识出这些人和他们的同类者的目的，以便帮助那些掌管社会的代理人对他们实施社会控制。因而，他指出有许多慢性精神病仅仅是个社会角色。［19］1967年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一词由英国精神病学家大卫·库珀（David Cooper）提出，反精神病学由一种思想倾向转变成为一场名符其实的社会运动，许多作家、艺术家、女性主义者，甚至难民也加入到运动中。
福柯在分析疯癫形象的魅力时提到，
人们能够在这些怪异的形象中发现关于人
的本性的一个秘密一种使命。
道德疗法的兴起和精神病学家试图推行收容院的系统化疗法的努力，实质上刺激了正规心理疗法的建立。皮内尔等人开创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医护遗产，包括改善庇护条件、提出广泛的社会心理学（包括环境）治疗方法、建立病史采集方式、描述综合症的科学、对病程和治疗反应的广泛数字评估和临床教学记录等，对19世纪的法国和英美精神病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黑格尔（G. W. F. Hegel）对皮内尔的人道疗法十分赞扬，认为皮内尔对医学观察和人道主义疗法的信念有非凡的贡献。19世30年代，有关道德疗法和对日常锻炼、劳作的治疗理念在英国精神医学界兴盛起来。20世纪中期，萨斯、莱恩、福柯、戈尔曼和舍夫等精神分析师和左翼知识分子的著作在大学和精英阶层中形成巨大的影响，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在反精神病学解释上已形成一股强烈的社会共识，他们为精神病学这门学科深深地打上了一枚政治不正确的标签，废除收容院和抵制精神病学疗法的呼声达到了高潮。反精神病学运动把收容院视为文明的耻辱，这场运动对收容院的抵制促进了患者向社区的回归，也构建了一种新的人性观，在维护精神病人的尊严、自由和权益等方面获得社会的认同。
20世纪中期，英国艺术治疗开拓者希尔和亚当森在精神病院中开展的艺术实践和推广，与道德疗法倡导的关爱、日课和艺术熏陶理念有密切的联系。二战造成的灾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破坏，也摧残了战争年代人们的思想、身体和希望，留下了难以恢复的精神创伤后遗症。希尔认为心灵方面的疗愈远比物质的重建困难得多，在疾病与康复方面的艺术实践，可以增进社会和平避免战争的再度爆发。亚当森在奈若勒精神病院开设的艺术欣赏项目和艺术工作室，在为精神病学家提供病人作品的同时也成功地吸引了许多主动参与艺术创作的病人，其中有些病人如患精神分裂症的艺术家罗兰达·波兰斯基②（Rolanda Polonska）、乔治·布代(George Buday)等人日后也成为艺术治疗史中的经典案例。英国艺术治疗的发展正是沿着希尔与亚当森开拓的道路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70年代，处于探索阶段的艺术治疗仍被视为一种非正式的休闲治疗方式，受到主流精神病治疗价值观的排斥，在反精神病学运动的鼓舞下，许多从事艺术治疗的实践者也投身于争取人性化治疗方式和治疗制度改革的运动中。
六
结论
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心理学在18世纪末期的欧洲开始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感觉、经验、意识和梦境的影像成为心理爱好者们探索内心世界和特殊意念的秘密花园。以表达主观精神和内在情感，展现命运、灵魂、苦难与世界的密切关系的艺术潮流，赋予了情感和感性崇高的精神价值地位，拥护人性解放的热情经由表现主义时期到达超现实主义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疯癫等异常精神状态和情绪已成为艺术表现的母题并深入人心。超现实主义者对弗洛伊德精神理论的钟爱所产生的戏剧性艺术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艺术对医学的超越，也是观念对自身的超越。无论弗洛伊德如何批评超现实主义者对其理论的误解和误用，后者艺术地张扬了怪诞行为、奇特思维和疯狂思想的努力，却使艺术向作为表达情绪困扰和释放想象力的治疗武器迈进了关键的一步，并永久地进入美术史中,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神医学界对精神病人的艺术作品的收集、研究、展示和传播，使精神病患者的特殊艺术表现进入大众视野并获得高度关注，原生艺术概念的提出打破了艺术的专业边界，让艺术成为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自我表达方式。精神病人的作品和原生艺术为艺术作为心理表征的探索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铺垫。正如黛安妮·沃勒（Diane Waller）所言，早期的艺术治疗师走上这条路，正是因为他们最初着迷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各种画展展出的精神病人的画作。道德疗法的兴起促进了精神疾病的治疗改革，使人性化看护和心理治疗有利于精神疾病康复形成为一种共识。反精神病学运动尽管在医学史上以失败告终，但它作为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在后来仍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社会对于精神病学体系的反思从生物科学转向了人类的内心世界。人们开始尝试对那些被认为不适合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的个体，采用非药物的、心理治疗性的援助疗法。艺术治疗正是在这种改革的动力推动下得以成为卫生康复部门中的一种新疗法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在艺术疗法得到国家医疗与精神卫生部门的正式命名之前，为艺术疗法极力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反对与职业治疗师、医务助手为伍，提供了一股反叛和挑战的人文精神援助。由此可见，现代艺术治疗作为一门人性化的跨学科心理疗法，其兴起不仅源于艺术和心理学的创造性结合，更是得益于多股人文思想洪流的共同激发。现代艺术思潮、病态艺术形态、原生艺术、道德疗法以及反精神病学运动和左翼思想，为现代艺术治疗的萌发和随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观念基础和思想底色。
我国在艺术治疗实践上的探索起步较晚，2021年底，第一个艺术治疗专业才于中央美术学院正式成立。现代艺术治疗作为一门发轫于西方世界的治疗方法，其理论的建构过程和实践的探索积累不可避免的具有西方社会文化乃至思想上的基因，在其进入中国社会的初期必然也会面临本土化的适应和转变过程，尽管艺术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超越民族和地域的世界语言，但在艺术治疗内部，由于治疗理念和心理学取向上的不同，又分化出多种不同的治疗方法，不同取向的疗法之间往往又存在治疗信念上的分歧和争论。因此，无论是艺术治疗的推广者还是初学者除了关注艺术治疗专业内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还需关照到艺术疗法诞生之时的人文精神和思想背景，才能在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着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专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