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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视角下的“女性”与父权制的“抽象”艺术话语
时间：2023年03月13日 作者： 来源：Art-Ba-Ba
布里吉特·莱利，《红色与红色三联画》，2010年
亚麻布面油画，169.4 x 570 cm
© 蓬皮杜中心，巴黎，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艾丽西亚·佩纳尔巴，《蛹（2）》，1956或1961年
青铜、失蜡法铸造，45 x 83 x 46.5 cm
© 蓬皮杜中心，巴黎，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60至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在基于19世纪争取女性参政权和投票权等基本权利的第一波浪潮上积蓄起来，并同时伴随着“五月风暴”、黑人平权运动、反越战、嬉皮士运动等激进的革命事件，以由包括西蒙·波伏娃、玛格丽特·米德在内的女性学者提出的性别的社会建构论作为女性主义理论思想，将女性从对最基本权利的争取上推进至更内在的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上。在此之前，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到二战结束后的德国表现主义，及其后在美国盛行的抽象表现主义，尽管有诸如希尔玛·阿夫·克林特 (Hilma af Klint)、索尼娅·德劳内、琼·米切尔 (Joan Mitchell)、海伦·弗兰肯瑟勒 (Helen Frankenthaler) 等一众女性艺术家们开拓性的贡献，这些艺术运动却都以几乎清一色的男性艺术家为代表。即使在3、40年代就出现了个别女性艺术家群展，但没有一位被纳入当时的艺术史正典中，直至1960年代女性主义意识的萌芽，促使女性开始反思和重新评估自身在艺术史中的位置，才能看到女性艺术家们系统性的对于其从属地位的集体拒绝。
五月风暴 (Mai 1968)，巴黎。摄影师：吉勒斯·卡隆 (Gilles Caron)
© Fondation Gilles Caron / Clermes.
海伦·弗兰肯塔勒，《春天河岸》，1974年
布面丙烯，273.5 x 269.5 cm
© 蓬皮杜中心，巴黎，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当我们开始从“他者”的角度去批判性地重审艺术史叙事时，会发现“抽象”这一概念本身的修辞策略，即它所代表的一种主流话语体系和话语建构。二战后抽象艺术运动在美国以及随后欧洲的兴盛总是与冷战时期国家间的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而女性主义话语恰恰需从这一统治阶层和父权制体系的内部挣脱。一如琳达·诺克林 (Linda Nochlin) 在其1971年发表的文章《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里批判的：“在艺术史领域，西方男性白人的视角被无意中接受为艺术史家的视角，这一视角不仅有道德和伦理上的欠缺，而且在学术上也站不住脚。在揭示学术性的艺术史和普通历史的失误过程中，通过引起对被忽视的价值系统的重视——在历史研究中强行侵入的主体的存在，女性主义批评同时揭穿了其观念的骄矜及宏大历史叙事的幼稚。” 为此，从“抽象”这一宏大的艺术史话语建构角度来看，“她们与抽象”仍然遵循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艺术史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