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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
1995年在成都，画家周春芽有天兴冲冲地给张晓刚打电话，说在玉林小区砂子堰东巷五号看到一个房子，可以买了做工作室。他去看了以后也很激动，一间房就有50多平方米，他判断在里面可以画两米大的画，还能退得很远地看。“我觉得这辈子都够了。连卫生间都有5平方米，真奢侈。现在想想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寓楼，但那时我已经觉得是终极。可是不过5年以后，就觉得那房子不够用了。”张晓刚说。
1999年，因为家庭变故，他带着2万块钱到北京来做艺术北漂，在望京花家地租了套两居画画，60平方米左右。
张晓刚工作室（蔡小川 摄）
“北京好几种工作室的形式，我们几个都是创始人，我、陈文波、宋永红、马六明。最早就是在朝阳区的花家地，租普通公寓，把隔墙打掉后改造成工作室。我不愿意去通州区的宋庄那边，我跟他们几个说，守在城乡接合部，来人方便，没想到这还真有用，好多机会就这样来了。我想，我到北京来不是为了去农村待着，否则在西南任何地方都比这里好。如果每天关在屋子里，跟一帮熟悉的人吃熟悉的东西，那为什么要到北京来？
“2002年，我们到费家村租库房改工作室，在北京也是第一回，把库房改成彩钢顶，再自加一个卫生间。到了费家村我咬咬牙，决心一定要很牛地来一次，结果租了300平方米。在那里我待了三年。”
他之后到酒厂艺术区又住了几年，吵得受不了，才搬到“一号地”。张晓刚说，他从费家村搬到酒厂也是这个原因，周围喧嚣得没办法画画了。有一次他在工作室画，老觉得身后有什么，回头一看是个陌生人兀自在拍照。他说：“你怎么进来的？”那人说：“你门没关啊，我就进来了啊。”他想，这地方再待下去就很无聊了。
他去酒厂租工作室的时候还没什么人，没过多久一看，两个画廊直接开在他门口。“其中一个是程昕东，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这样什么意思？画廊都开到我家门口了。”他们每次一开展览，张晓刚就进不了屋，到处是人，他得挤过人头攒动的门口才能进到工作室，然后那些人就指着他，快看，那谁谁谁。
张晓刚工作室（蔡小川 摄）
换到“一号地”以后，张晓刚坚决要求独门独户，不与任何人在一起。“这些年我好像不断地在逃跑过程中，逃离那些热闹。但如果真要我和外界完全隔离，我会选择回昆明去。到现在还没有回去，还是因为离不开北京。80年代在昆明的时候人年轻，把世界看得极端，也刻意过极端的生活。那时候比现在骄傲，看不顺眼的不来往，但也不会和人冲突。那时不爱说话，不会说话，也不太会笑。别人觉得这人不好玩，没什么幽默感，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很直接。现在看有些年轻人也是这样，一个人坐在那里闷闷的，但其实内心在翻江倒海。昆明的时候我是单身，又有一间房，他们都愿意来，慢慢圈子就越来越大，不是我有多好客，是他们可以感觉我不存在。经常半夜都随时有人来，也不是来看我的，是看别人的，我就是一个提供场地的人而已。到川美教书以后就没有这种事了，所以他们都说我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把门关起来的人。”
绘画和处境
“大家总是说八九十年代如何如何，其实80年代和90年代是两个概念。有些80年代艺术家进入90年代以后就不见了。现代艺术大展是个分界，有人消失了，有人出头了。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慢慢地，还继续在往前走，走到了2000年后。”
张晓刚从工作台上的一堆书里翻找出一本关于“85新潮”艺术的画册，里面收录了徐冰、王广义、方力钧、夏小万、刘炜等人，也包括他自己，这些人现在仍然都是大众视线之中的重要艺术家。他指着其中一页，说：“你知道吗，这是当时最火的画家，在‘85新潮’时期比前面提到的所有那些名字都要火。”我表示完全不知道这个名字，张晓刚沉默片刻，叹了一声：“太惨了，你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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