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新闻
作为时期术语的“当代艺术”概念：一个中西比较的历史脉络
时间：2022年05月31日 作者：董丽慧 来源：西西弗斯艺术小组
正是按照“当代艺术”天然与“contemporary art”完全重叠，而普适性的“contemporary art”既然没有冠之以“欧美”的用法，那么冠之以“中国”就必然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一理解方式，汉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讽刺“中国当代艺术”是“突然创造出来的新的文化领域”[5]，就不足为奇了。况且，考虑到如果回到20世纪初，“中国艺术”在国际语境中能不能算是“art”还是一个问题[6], 再看21世纪初“contemporary art”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排异式反应，也就更不足为奇了。不过，这样的理解，恰恰违背了柯律格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的：应当着眼于对“中国语境中细微差别的理解”[7]。毕竟，“中国当代艺术”显然并非空想出来的文化场域，而国际语境对此的拣选和排异，往往首先源于缺乏对“当代艺术”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细微差别的理解”。
图：1996年上海美术双年展海报
实际上，“中国艺术”和“当代艺术”两个概念之所以在西文语境中看上去不兼容，并非仅仅是所谓狭隘的中国式、或民族主义的问题，正如巫鸿所指出的，其他非欧美体系的当代艺术也在国际学界普遍面临类似的困境，比如印度当代艺术、墨西哥当代艺术、阿尔及利亚当代艺术、伊朗当代艺术等等[8]。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奥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认为，在“经典的欧洲思想”主导下，国际主流当代艺术界面临着文化单一性、标准化、同质化的现象，包括艺术生产、传播和甄选在内，不仅通行着“全球化/地方性、中心/边缘、民族国家的/个人的、跨国的/散居群体的、受众/艺术体制”等等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还结成了一系列“建立在强权话语基础上、深层扭结着的关系和力量”，恩威佐称之为构成了一个国际主流当代艺术界的“后殖民星丛”[9]。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艺术”不仅可以提供打破这些“二分法”的有说服力的个案，同时，通过对这些个案的共性进行研究，也在积极为国际主流当代艺术界寻找突破现有桎梏的新思路。因此，“中国当代艺术”这一所谓“新的文化领域”，在国际语境中被“突然创造出来”，其出发点与合理性均是基于反对主流当代艺术霸权、反对标签化的二分法、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
恰如柯律格所指出的学界共识，研究冠之以中国之名的艺术，应当回到对“中国语境中细微差别的理解”，而不是停留在对中国的想象（要么是永恒的古老文明，要么是后冷战语境中敌对的异类）。那么，同样的，使用和研究“当代艺术”概念，也应当首先理解作为先行者的西文“contemporary art”概念的历史脉络，进而沿时间顺次回到本土语境，并且在二者的交织互动中展望这一概念的未来可能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本文着眼于对“当代艺术”和“contemporary art”概念的考察，既力图澄清“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文“Chinese contemporary art”不能完全对等的根本之所在，也试图对在变动中发展的“当代艺术”概念进行更具开放性的探索。
最后需要再次明确的是，对不完全对等的中西方“当代艺术”概念差异的澄清，并非是要为中文“当代艺术”另寻标新立异的译名，也并非企图将中文“当代艺术”从普适意义上、开放性的“contemporary art”领域中割裂出来。恰恰相反，“当代艺术”与“contemporary art”既不完全重叠，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应当是彼此扶持、共同发展。正如巫鸿所说，“中国当代艺术模式能进一步帮助我们将今天世界上正在兴起的‘国际当代艺术’理解为一个呈现（presentation）和再现（representation）相统一的领域”[10]。
二.问题的现状：
中文“当代艺术”的几种用法
目前，中文语境中，“当代艺术”一词最为泛化的用法，是从时间上界定的，指今人在当今时代制作的一切艺术，包括在当代持续传承的传统艺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上已有“当代的中国艺术”（contemporary Chinese art）这一用法出现，即指称当时中国并行的三种艺术形态：传统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受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艺术[11]。但目前这一以时间界定的“当代艺术”，往往因其未必能充分体现当今时代的“当代性”，而被认为是一种对“当代艺术”的无效理解方式[12]。
相比之下，“当代艺术”更常见的用法，是从属性上进行界定，指由生活在当今时代的艺术家创作的、具有当代思想和媒介意识、或以不同于传统手法创作的艺术。这一用法在西文语境中，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艺术市场的繁荣和艺术体制的分类需求而普及开来，此时的英文“当代艺术”一词主要活跃于艺术市场上，且逐渐脱离西方正统“现代艺术”范畴而自成热点。中文语境中“当代艺术”一词的流行与这一市场化情形类似，但在与中文“现代艺术”的关系上与西文语境并不同步：正当80年代西方当代艺术市场繁荣之际，从属性上界定“当代艺术”的用法，也在同期中国艺术界、中文学界出现，但80年代中文“当代艺术”一词仍常与“现代艺术”混用，且“现代”的用法更为多见，直到90年代中期，中文“当代艺术”一词在艺术界出现频率逐渐增多，且有意识的与“现代艺术”区别开来[13]。不过，中文“当代艺术”一词的大量使用，实际上要晚至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随着2005年以来当代艺术市场的全面繁荣而广为流行，且其指涉内涵相比八九十年代也持续发生着变化[14]。笼统的说，与“时”俱进的“当代性”被认为是界定这一“当代艺术”用法的属性。
这一从属性上界定的“当代艺术”概念，一方面，因其鲜活的生命力和开放式内涵，的确在不断更新的艺术市场、艺术时评和日常交流讨论语境中使用便利，目前已成为中文“当代艺术”的主要用法。另一方面，也因其对最新“同时代性/当代性”的追逐（即需要通过对自身历史和内容的不断迭代和抽空达成其当代属性），难免幻化成一种求新的时尚、甚或是“眼球经济”中比狠斗勇的博弈策略、一种“看上去”与众不同（却实则禁锢于欧美业已发生的当代艺术范式和当代艺术市场标准化生产模式中）的“当代”，因而在中文日常语境中，也往往被用作或激进、或虚无、或哗众取宠、或暴利的艺术代名词，成为恰恰与其活力、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属性背道而驰的某种范式化、甚至污名化的标签。
可以说，中文“当代艺术”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污名化及其理解和使用上的混乱，导致对其相关理论和现象的学术探讨在中文学界往往难以持续有效的推进。彭锋在2007年曾撰文指出澄清两种“当代艺术”概念的必要性[15]。其中，前一种“封闭的甚至具有党派性”的“当代艺术”概念，指的就是范式化、封闭性、指向过去的“当代艺术”，它对应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艺术风格，具有的往往只是历史时效性和随之延续的惯例；而后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当代艺术”概念，指的是真正具有当代性、与时俱进、指向未来、具有无限可能性、开放的“当代艺术”。本文认为，对封闭性的和包容性的两种“当代艺术”概念的澄清，首先要从厘清前者作为“时期术语”的概念脉络开始，但最终目的还在于积极建设具有开放性的后者。
